国民党“一党专政”（3）在线免费阅读

清党运动给鲁迅的精神带来极大的震荡。中国的所谓革命，原来不过是一场虚幻。“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且看不见戏的收场，到处是恐怖，恐怖，恐怖。历史的进化未必是有确凿的证据的，北京的“三一八”惨案，还是政府专一的对付学生和群众；这次杀戮青年的，倒大概是青年，他们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不但毫无顾惜，且有胜利者的得意之色。这岂不是大倒退吗？事变发生后不到半年，鲁迅发表了一篇《答有恒先生》的信，公开对大屠杀的态度；对于社会的变动和自我思想的变化，信中也做了总结，末尾是舒愤懑，说是恐怖过去之后，来的不会是好东西，好像他对此后较长时期的黑暗是做了准备的。为了救助自己，他说还得借用老法子，就是麻痹和忘却。其实他做不到这样，所以，接着又说了“还想从此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但是，这位惯于以阴暗心理推测中国的将来的人，至今还想象不出党国对于个人言论的禁锢会是何等严密，
　　再过一些时，连发表的地方也快没有了。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是鲁迅在1926年10月编定《华盖集续编》时在末尾写的“八句话”，到了1928年10月校讫《而已集》时，又把它用作题辞。前者写于发生“三一八”惨案的当年，后者则写于“清党”前后；这种前后的衔接和重复，无论对于死者还是对于生者来说，都是有着纪念意味的。“世事也仍然是螺旋”，除了纪念，即使指出历史在杀人方面的近似之处，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一方面作着抗议，说是“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而另一方面，又作着挣扎和呻吟，说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所谓“一党专政”，不过才开了个头，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就已经不堪折磨了。事实证明，无论赞颂还是攻击鲁迅的人都过于夸大其辞，他并非那类一往无前的勇士，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国民党一面清党，一面北伐，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12月东北易帜，中国宣告“统一”。清党期间，蒋介石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公称“‘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惟一出路”；实际上，此前国民政府在组织法中已经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模式，即：国民政府必须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一切施政方针及立法原则均由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后，以政府名义执行。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包括司法机关在内，一律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性指导；而党组织，则延伸和渗透到社会、产业、文化、教育各个部门和组织中去，直达基层。1931年5月，由党操纵的国民大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具有宪法效用的规范性文件，肯定一党统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这种以政党代替君主的独裁形式是首创的，所以叫作现代独裁。
　　作为一个东方政党，中国国民党与西方政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是在19世纪随着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发展、扩大而自然形成的；选举一结束，党组织基本上处于“冬眠”状态。美国两大党结构松散，乃致有“跨党”现象，后来简直成了为选举而组织的党。至于一些“群众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如社会党、社民党和共产党，也都与选举有很大的关系。西方政党是在合法的、公开的、竞争性的政治活动中，而不是军事行动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至于中国国民党，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它先后被置于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严密监视之下，根本失去合法性，因此武装夺取政权必然成为党的主要目标。这种军事性质，是侠和盗的产儿，一开始便带给党以封建会社的特点：强制性，秘密性，黑箱操作。政党领袖如同《水浒传》中的宋江那样，是被推选而非竞选出来，其权威性，则有如韦伯所称的卡里斯玛。伏尔泰称为“父权制”，说中国组织的完善性是“惟一建立在父权制上面”。美国学者所罗门对这种权威关系作出如下的演绎：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以“服从—支配”的综合病症为特征的。其实东方社会有一种同一性。布哈林讲笑话，说人类历史可分为这样三大阶段，即：“母权制”、“父权制”和“书记制”，都属集团专制，明显地带上前苏联社会的胎记。领袖对于党员，也是优化与驯化的结合。由于整个党被看做是先进的人物的集合体，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国民党会排斥他党的存在，孙中山会要求全国人民成为革命党，而有“训政”——“改造人民思想”——之说。孙中山的自由民主虽然源自欧美，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否定了其中与这些思想观念相联系的价值基础：个人主义。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孙中山认为中国“自由太多”，从而强调集中和纪律，强调三民主义与传统文化——其精义是“王道”文化——的关系，整个思想框架仍然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他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以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以革命去争自由。”这样，就把主义与自由对立起来，同时把革命同自由对立起来。脱离了自由的主义和革命，终有一天要走向独裁的主义和革命，这是无法避免的。
　　早在“联俄”之前，国民党自身的反民主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将个人绝对权威引入党组织，以致建立起了军权、党权与个人集权诸因素的统一的模式。从苏联引进“以党治国”的理论之后，改造了原来的三民主义，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理论，开始以党权为核心，于1924年1月第一次党代会时正式确立“民主集权制”。
　　由一党专政所确立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即通过党组织对国家以至全社会实行高度控制。在夺取政权以后，一党制的首要目标，就是在消灭异己之后，用党员占据和充实所有的行政职位，达致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其结果，必然导致普选制的废除和党政不分。民主社会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体现在宪政制度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权力分立，从根本上否定任何无限权力、最高权力、有组织的权力有任意行事的权威；而三权合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在形式，却让人无时不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那样，它既可以用它的“一般意志”去蹂躏全国，又可以用它的“个别意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表面上是政党与国家并存，实际上政府是政党的影子，呈一种“无形状态”。第三帝国就是这样。对此，托马斯·马沙利克形容说：“即使是一个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两种权力源——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表面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喧嚣的政府机器掩盖和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一党专政，用阿伦特的说法，是以新增的一个阶级，官僚阶级，特权阶级，“将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来占有”。海耶克指出，自由主义宪政理论家关于在最高立法机构里，不应当存在政党那样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纯粹的立法权应当表达的是意见，所以不应被交给特殊利益的代表”。党组织的高层对特权的追求、迷恋和维护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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