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试图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在线免费阅读

清朝入关之初，八旗人口微少，他们为官作宦，当兵吃粮，又有旗地可以耕作，不存在生计问题，但时间稍长，如到雍正继位，已八十年了，这时人口增殖甚多，而官职缺额和兵额都有限量，旗地没有增加，除了上述职业以外，清政府又不允许他们自谋生活出路，因此出现了新添人口的生活问题，此外旗人因长期脱离生产，出现生活上追逐奢华的问题。二年（1724年），雍正向八旗官员和民人说：

尔等家世武功，业在骑射，近多慕为文职，渐至武备废弛；而由文途进身者，又只侥幸成名，不能苦心向学，玩日愒时，迄无所就；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且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糜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

他敏锐地看到旗人逐渐丢掉尚武精神，向追求生活享乐方面发展。对后一方面感受尤深，他知京中一部分旗人以酗酒、赌博、赴园馆、斗鸡、鹑、蟋蟀为事，京外他去过盛京，见旗人以“演戏、饮酒为事”，以至城中酒肆多得不得了。他还知道，有的旗人的享乐，靠着变卖家产和钱粮来维持，他说他们“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卖房产者，即如每饭必欲食酒，将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罄尽矣。又将每季米石，不思存储备用，违背禁令，以贱价尽行粜卖”。

雍正针对一些旗人糜费和不善治生的问题，采取种种措施维持旗人的生活，希望他的国家的根本——八旗军不致为生活问题而动摇。

雍正告诫旗人“量入为出，谋百年之生计”。他严厉禁止旗人分外享乐，元年（1723年），不许旗人酗酒、斗鸡，重定公侯及八旗军民婚丧仪制，让旗人崇尚节俭是重要的原因。到十二年（1734年），他就此事说：“近闻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习，以夸多斗靡相尚者”，因命八旗都统务必加强教育。这些禁令，主要是进行教育，收效自不会多，即如变卖禄米，仍是司空见惯之事。五年（1727年），顺承郡王锡保报告，贾富成私自偷买旗军甲米，又向旗人放高利贷，雍正命他加以追查，将所买甲米及高利贷本利银追出，赏给破获此案的官兵。他感到一个一个追查不是根绝旗丁出卖禄米的办法，于六年（1728年）令在京仓附近设立八旗米局24个，即满、蒙、汉军每旗一个，在通州仓附近按八旗左右两翼，设立米局两处，每局都派有专官，稽查禄米的买卖。这是限制旗人的糜费，以便量入为出。

雍正为增加旗人的收入，实行优恤政策。元年（1723年），发内帑银80万两，分给各旗，作为官兵婚嫁丧葬的费用，于是规定护军校、骁骑校等婚事给银十两，丧葬给银20两，马甲、步军等给银递减。这是临时性的补助，对八旗生活帮助有限。

旗人繁衍了，而八旗兵额是固定的，所以出现很多余丁，没有职业，生活无着。雍正想扩大兵额，但又受政府财力的限制，就略为增加兵数，令从满、蒙、汉军中选取4800人为养育兵，每一旗满、蒙、汉军分配六百名，其中满洲460名，蒙古60名，汉军80名。每一个满洲、蒙古养育兵每月关饷银3两，汉军每月也应为3两，但实给2两，多余的饷银给额外增加的养育兵，这样汉军每旗又可增添40人，这次总计添加养育兵5120人。同年，雍正又特别增长汉军额数，把汉军265个佐领又二个半佐领，扩充为270个佐领，兵额从17528名，增至2万名。适当增加八旗兵额，雍正坚持了这项政策。九年（1731年），西安将军秦布奏称，他所管辖官兵定额8000名，然因户口繁盛，旗丁已近4万人，因请在余丁中挑选1000名当差，每月仅给饷银1两、米3斗，雍正批准了他的要求。就此，他考虑到驻防各地的八旗情况相类似，因命其他驻防地也扩大兵额，挑选余丁充任。

八旗庄田是公田，旗人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是时间长了，实际上成了所有者，因而能将所使用的旗地典当或出售，当然这是不合法的。七年（1729年），雍正过问这类事情，他考虑典卖旗地之事相沿已久，不便依法惩治，又不能不处理而任其发展，因此命各旗查明典卖情况，动支内库银按原价赎回，留在旗内，限原业主一年之内取赎，过限不赎，准本旗及别旗人照原价购买。十二年（1734年），命清查直隶旗地。他力图保持旗人产业，不令流落八旗之外。

限制出卖甲米和旗地，是消极的防范措施，雍正还着眼于发展旗人生产，即位之初，就兴办热河屯垦。元年（1723年）六月命于热河、喀喇和屯、桦榆沟三处屯田，从京城满洲、蒙古八旗中择取没有产业的旗丁八百名前往，编设佐领，另设总管从事经理。十一年（1733年），命喜峰口驻防兵屯田，每名给地150亩，菜园四分，照民田例交税，税银留充兵饷。

雍正下力搞的是八旗井田。孟子讲的井田制，二千年间，真正试行者是雍正。二年（1724年），他批准户部侍郎塞德的建议，设立井田，令拨京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县官田200多顷，作为井田，在京城八旗内，选择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没有产业的人员前往耕种，按照孟子所说的井田制精神，每户授给100亩为私田，十二亩半为公田，八家共有公田100亩，又给每户十二亩半作室庐场圃之用，官给盖房屋，按人口分配。另给每户发银50两，购置耕牛、农具、种子。私田收入归井田户，公田收成，在三年后全部交公。为办理此事，设置井田管理处，派建议人塞德前往料理。实行以后，愿去的人很少。五年（1727年），雍正说：那些没有产业，游手好闲的旗人，依靠亲戚为生，使好人受累，而他们却能为非作恶，遂强迫他们迁往井田处耕种，那些犯了枷号鞭责罪的革退八旗官兵，也罚往耕种。以后，又把侍郎哲暹、尚书石文焯等先后发往井田处效力。由于所去旗人多“非安分食力之人”，不仅不好好从事生产，反而偷卖官牛，私自出租井田。管理官员又将井田分成等第，徇私调换，干没公田租课。种种情弊，不断发生。乾隆继位就把井田改为屯田，不愿屯田的井田户撤回京中原旗，留下田房交地方官出租，愿意留下屯种的，按地亩完纳钱粮。雍正试行井田制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关于井田制，议论者多，然都不敢贸然实行。康熙年间亦有议行的，康熙说井田法好是好，但形势已不允许它实行了，“后世有欲于旷闲之壤仿古行井田之法者，不惟无补于民，正恐益滋烦扰。天下事兴一利不如去一弊之为愈，增一事不如省一事之为得也”。雍正不怕多事，他宣布：“特开井田，以为八旗养赡之地”，希望它能解决八旗的生计，滋扰之弊，在所不计。但是，他的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第一，一部分旗人因长期脱离生产，成为寄生虫，要他们改变习性和生活习惯，不是一般的行政命令所能做到的，所以用他们实行井田制，他们就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第二，实行井田制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事情，它同土地所有制、政治制度、赋税制度等相关，在地主土地私有制已流行千百年后，没有经历社会革命，实行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即使在一片国有地上实行，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包围下，它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必然会出现将井田私租出卖的现象，如此，井田怎能维持！第三，纵令雍正的井田法得以长期维持，垦田不过二百余顷，户民不过约二百家，人、田均极少，而要想扩大，政府给田、房、开垦费就要增多，也是力量所难达到的，这就是说井田很难大规模发展。那样的小规模进行，根本解决不了旗人的生产生活问题。因此，雍正实行井田制，虽力求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勇于实践，但以主观代替客观，盲目实践，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雍正晚年谋图扩大旗人的生产地区，令人往黑龙江、宁古塔等处调查，规划分拨旗人前往居住耕种，正当就绪之时，由于他的故世而没能实行。

在八旗人员逐渐地脱离生产、追逐享乐、生活窘迫的现实面前，雍正力图挽救危机，劝诫他们节俭，为他们堵塞钱财漏洞，又希望用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财源。他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没有阻止得了旗人的腐化趋势，旗人的生计问题依然存在。他以后，问题更趋严重。这是清朝一代的问题。清朝对八旗用养起来的办法，使他们渐渐成为寄生者，渐渐成为废人，这个基本政策不改变，旗人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雍正希望发展旗人的生产，是有识之见，但没有从根本上变更对旗人的方针，所以就不可能改变旗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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