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继位前后社会矛盾概述在线免费阅读

人的思想支配人的行动，而人的意识又来源于社会环境。雍正即位前后的行政，是他的政治思想的表现。他的政治观点是他继位前后的社会矛盾，经过他的大脑加工而形成的。上一章介绍了包括胤禛活动在内的康熙朝储位斗争，对当时社会其他矛盾及康熙的全面政治思想无暇叙述，不能把雍正政治思想产生的全部原因揭示出来，这里略作补叙。

康熙在统治的后期，倦于政务，受功成名就思想的羁绊，与早年较为进取的精神相比，失去了变革现实的锐气。加之身体衰弱，太子问题耗费大量精力，从而无力进行鼎兴事业。五十年（1711年）三月，他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又说：“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不生事”，就是不管现状如何，一概维持，不求有贡献，唯求无过失，因此讨厌多事。对社会弊端，因不能改变，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以“宽仁”为怀。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进一步说：“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矜奇立异，亦不可徒为夸大之言。”“安静”、“宽仁”指导思想下的“不生事”，是康熙后期基本的施政方针。

人们主观上可以向往不生事，但客观存在的“事”——冲突却不能不生出来。康熙后期矛盾越积越多，越严重。概要言之，有下列数端：

朋党之争。储位斗争是朋党之争的一项内容，此外，朝臣中有满汉的矛盾，遇有朝中大事，每每是“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有不同政见是正常的，但以满汉相区别，则是双方矛盾的表现。汉人大学士李光地、左都御史赵申乔互相徇隐，把满人大学士嵩祝等不放在眼里，康熙就起用马齐为首辅，以事震慑。

贪官、专制政府与农民的矛盾。附加税火耗，康熙原不许征收，十七年（1678年）规定：“州县官剋取火耗、加派私征及司道府徇情不报者，皆革职提问，徇纵不参之督抚革职”。但是低俸禄的制度和官僚制度决定火耗禁止不了。

二十八年（1689年），浙闽总督兴永朝奏称：“若断绝外官火耗，则外任实不能度日。”康熙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既不能取缔，州县官必然会利用禁止的松弛而滥征。据文献记载，康熙后期各省火耗加征率有如下表：

我就不信你不下去

地区火耗率（％）资料出处江苏 5—10 沈德潜：《归愚诗钞》卷5《百一诗》湖南 10—30 《清圣祖实录》卷266，五十四年十一月庚子条山西 30—40 《朱批谕旨·高成龄奏折》，三年二月初八日折；《清圣祖实录》卷121，二十四年六月辛卯条陕西 20—50 《清圣祖实录》卷299，六十一年九月戊子条山东 80 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西安吏治》河南 80 同上
不难看出，加耗很重，大约总在正额钱粮的三四成之间。州县官征收耗羡，除落入私囊，要给上司送规礼，地方官也要给朝臣送礼。所以火耗同各种陋规相联系，腐蚀着整个官僚阶层。州县官为确保私人及规礼用度，征耗羡银严于收钱粮，征了的钱粮还往往挪作他用，不能上交国库。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指出：“直隶各省钱粮亏空甚多”。那时“库帑亏绌，日不暇给”，户部库里只存有八百万两银子。在这“私派浮于国课，差徭倍于丁粮”的情况下，以官吏、政府为一方与农民为一方，产生严重的对立。钱粮的挪用，使皇帝为首的政府与官僚也产生矛盾。火耗关乎着吏治、国课、民众情绪，康熙也深明于此，但他无力去整顿。有的官员奏请限制火耗成数，他不赞成，说若将火耗明定额数，官员无忌惮，必将更加多收。六十一年（1722年）九月，陕西巡抚噶什图建议，将耗羡除留州县用度外，多余的归省里，用作公共事务，康熙也不批准，还说征收火耗原是地方官的私事，若允许它部分归公，就是使它合法化，而他本人将落个实行加派的罪名。康熙由反对火耗的态度，转向姑息、纵容它的恶性发展，充分说明滥征耗羡、吏治不清是难于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由此促进农民与清政府的矛盾。

依靠富民的政策与阶级矛盾的积累。康熙曾责备江苏巡抚张伯行“每苛刻富民”，因而说“地方多殷实之家，是最好事”。清朝政府保护富人，给它的上层过多的特权，从而严重危害平民百姓的利益。清朝政府允许绅宦士人称为“儒户”“宦户”，享有一定的免役权。他们又凭恃绅衿与官吏勾结，将自身应当承担的赋役转嫁到平民身上。有的地方，绅衿“例不承役，一切费用尽出于穷民”。有的官员看到贫富赋役不均的严重性，主张平均负担，特别是把穷户的丁银摊入到地亩中征收，但是户部以“不便更张”阻止实行。所以摊丁入亩只能在极少数地区施行。贫苦农民受地主及政府的双重盘剥，矛盾日益积累，有的地方已相当严重，在康熙末年，出现了一些农民暴动。如五十年（1711年）江西永新县陈显五领导暴动，次年浙江沿海“海盗”不断杀死清军，五十六年（1717年）河南兰宜县亢珽、阌乡县王更一分别发动反抗运动，次年湖广地区发生所谓“捏造妖言，煽惑愚民”的群众准备起义事件。五十九年（1720年）山东盐贩王美公等和农民会聚在一起，洗劫盐店富户，称王称将军。同年朱一贵在台湾领导农民起义，击杀清军总兵官欧阳凯，称帝，有众数万。此外，群众性秘密结社在许多地方开展活动。

西北用兵造成的问题。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兵端肇起以后，康熙调兵遣将，开销较大，西北前线民众负担显著增加。部分军士不愿出征，逃亡相继，清政府严行惩治。五十六年（1717年）朝鲜使臣李枋、李大成等归国报告，说他们在路上看到槛车载送男人和妇女，原来是不愿意西征的人的妻子，流放到沈阳或宁古塔。他们还说过去所经之地，见“人物甚盛，关门嗔咽”的繁荣景象，如今“关外人家多有撤毁处，关内人物颇稀疏，马畜甚贵，或骑牝骡而行，盖以征讨西㺚之故，如是凋蔽云耳”。被迫进行的西北用兵，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百姓、军士的正常生活秩序，带来一些痛苦。于是有一些官僚对用兵提出异议，贵州巡抚刘荫枢、甘肃提督师懿德先后上疏，反对进兵，康熙把刘荫枢发往军前种地，师懿德拟绞立决。西北用兵十分必要，处理反对派也有其必要性，但用兵带来的兵力疲弊和财政耗损则是现实问题，也必须解决。

总之，康熙后期，皇帝倦勤，实行“宽仁”之政，传统社会政治固有的疾弊显现出来，社会矛盾有所上升。其实他实行的已不是宽仁政策，而是政治上的废弛。明朝开国的第二年（1369年），明太祖问元朝旧臣，元朝为什么会灭亡，回答说它实行了宽容政治，明太祖说不对：“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纵弛，非宽也。”又说：“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这话说得中肯。宽仁不等于纵弛，对臣下的贪婪不法，不严行惩处，看似宽容仁爱，实际放纵他们继续作恶，而使老百姓遭殃，所以纵弛害政害民，为励精图治的帝王所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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