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岁月(2)在线免费阅读

张爱玲进的这所学校是上海黄毛小学，她在学校里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她是住读。一直被关在家里，没有多少同龄人做伴，现在骤然过起“群居”生活，当然会有点不适应；另一方面，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而且父母此时还没有离异，后母还没有出现，她还是可以有较为轻松的心境来体验一种新鲜感的。她提供给我们的唯一一条资料是同学晚上在帐子里读她写的言情小说，以及因她的小说而起的小小的争执（见后文），从中可见她那时仍不失那个年纪应有的健康活泼的性情。可是因为家庭中的一系列变故，中学时代张爱玲留给老师同学的印象与上面提到的不失童趣的一幕已经完全对不上了。
　　张爱玲中学念的是圣玛丽亚女校，这所学校系美国教会所办，与圣约翰青年学校、桃坞中学同为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这些学校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可以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去深造，大名鼎鼎的林语堂便是圣约翰青年学校保送到美国去读书的。这位著名的校友不仅是母校的骄傲，而且在性质相同的其他两所学校里肯定也是常被提起的。可能多少有这方面的原因，中学时代的张爱玲特别心仪林语堂，他是她的一个参照人物，她发愿要走他的路，并且要在名气方面超过他。
　　这个宏愿当然是暗自对自己许下的，她的老师、同学不可能知道，而她的外表、她的言谈举止，一点也显露不出奋发有为的征兆。留在老师同学记忆中的张爱玲郁郁寡欢，意气消沉，懒散不好动，不交朋友，卧室凌乱，人也不事修饰。张爱玲的爱好者常容易根据读她小说获得的印象想象她是个懒散的人，一位超级张迷水晶未见她之前，便想象她是一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见面后发现她实际上很精神。但是张爱玲至少有一度的确是有这种味道的，甚至懒得掩饰这一点，这就是在中学的时候。
　　教会学校有教会的清肃，规矩比一般学校多而且严，圣玛丽亚女校也如此。每个学生卧室里均有放鞋的专门柜子，不穿的鞋子必得放进柜里，不准随便摆放。舍监若查出谁不按规矩来，便毫不留情将那人的鞋放在走廊上示众。最常被亮出示众的，便是张爱玲的一双旧皮鞋。女孩面嫩，旁人遇此事必要面红耳赤，她则不然。她心里未尝没有一种羞愤，因为在众多花枝招展的贵族小姐面前亮出的是那样一双寒酸的旧皮鞋，这不啻是将她在家里的难堪、不幸抖搂出来示众，但是她的反应是迟钝、木然的，好像懵懂到不知道在乎，在这种场合，她最剧烈的反应是道一声：“啊哟，我忘了。”没有检讨抱歉之意，而且绝对不是有些活泼的女孩的撒娇、发嗲式的惊呼。
　　她的健忘是全校闻名的。给教师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忘记交作业，每到这时老师问起缘由，她便将两手一摊道：“我忘了。”也不找理由，也不辩解，只一副可怜状，老师也不忍深责，一则知道她家里的情形，二则她的成绩绝对是拔尖的。“我忘了”在她口中出现的频率太高，以致在同学中这三个字简直有权作她诨号的趋势。若有人谈起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她那时的同学必要夸张地模仿道：“喔！爱玲，‘我忘了’。”在整饬、清肃、以培养淑女为志职的教会学校，她当然是一个怪人、一个异数。
　　与她的怪、她的懒散健忘同样出名的，是她优异的学习成绩。她虽然常常不交作业，考试时却总得“A”或“甲”。当然，最让师生对她刮目相看的还是她的作文。
　　教会学校与一般学校的不同处是它将全部课程分为中文、英文两部分，最看重英文，数、理、西洋史等课程均用英文讲授，教师大都是外籍人，以老小姐居多。中文部则设国文及本国史地三科，教初中的多为师范毕业的中国小姐（《封锁》中的翠远多半就是从她们中间找到的原型），教高中的则多为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学校是贵族化的，要的似乎也是贵族化的国文——古国的古董。作文的命题常常是“说立志”、“论知耻”之类，比中国人办的学校更来得国粹，倒像是张爱玲家里私塾式教育的意外延续。如果她一直由那些老学究来教，以她的根底，她肯定也还是比她的同学更出色的学生，但是因为大家学来都无兴致，也不当回事，同学对她就未必会有那样佩服了。碰巧教她们的国文老师换了一位热衷新文学，又颇能鼓起学生对文学的兴趣的汪先生，这对她倒是件不大不小的幸事。
读书岁月(3)
　　这位汪先生叫汪宏声。我们对他最应表示感激的不是他给了张爱玲多少有益的教导，也不是他最早发现了张的才华，而是他在张爱玲如日中天的时候写了篇题为《记张爱玲》的文章，成为后人了解张中学时代在学校中的情形的难得的材料，此外就是学校在他的发起下，出版了一种32开的小型杂志《国光》，从上面我们得以看到张这段时间的几篇习作。
　　汪先生废了八股式的道德文章，转教学生去学习写景、状物、抒情，因为他标举新文学，学生都是年纪轻轻，又都是女生，他似乎顺理成章地在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崇奉“美文”的风气。他常允许学生随意命题，而性之所近，学生一下笔很自然地就走上感伤抒情的一路。汪先生批作文时看到的一篇题为《看云》的散文也属此类，他很欣赏此文，虽说里面还夹杂了几个别字，但行文流畅潇洒，词藻浓艳华丽，水准远在其他作文之上。此文作者即张爱玲。其时汪先生刚接任国文教师，学生的名与人尚对不上号，下一次课上讲评作文时逐一点名领取作文簿，他才识得这个学生：张爱玲坐在最后一排，穿着过时的宽袍大袖的衣裳，被点了名后神情呆滞地走上前来。汪先生把她大大夸奖了一通，并当场朗读了她的作文，她还是神情呆滞，脸上并无得色。
　　自此张爱玲便成了汪先生的宠儿，作文每每被用来讲解示范，其后出《国光》，也把她视做扛鼎的人物。只是张生性孤僻，对此并不热心，逢编者催逼索要稿件，又是每以“哎呀，我忘了”应之。她的不算多的投稿在校刊上篇篇都算得上是顶尖之作，赢得交口称赞。同学佩服，教师休息室里也常以她为话题。但是她在圣玛丽亚女校引起最大轰动的习作，还要数她在某期《国光》上登的两首未署名的打油诗。两首诗均是地道的游戏之作，以戏谑的笔触调侃取笑了两位男教师，这大概是她的幽默讽刺才能的最初显示，观察细致，写来俏皮风趣。汪先生以为小有唐突，无伤大雅，故点头通过。但教会学校于师道尊严特别讲究，被取笑的二人中有一人将打油诗视为忤逆，一状告到校长处，校长如承大事找来汪先生和几位编者细问原委，且提出三种善后办法供选择：一是向老师道歉，二是《国光》停办，三是不许张爱玲毕业。张爱玲大约没想到事情会闹到如此严重，而就其性格而言，她是个对老师同学都可冷眼旁观，却绝对不好惹是非、找麻烦的人，写打油诗不过是游戏加逞才而已。不知事情闹大后——不许毕业对她希望留学深造的梦想可是不小的威胁——她是否感到后悔、惶恐，抑或仍是迟钝懵懂，全不在乎？好在最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汪先生主张用第一法，而那位告状者大概也觉计较得过分，善罢甘休了。
　　实际上张爱玲写出来的一定比她捕捉到的要缓和得多，而除了这两位老师之外，她于沉默寡言之中，于外人见到的呆滞神情后面，一定也在用她的挑剔而带嘲弄意味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人。她没有在日后的创作中更多地利用中学生活的经验，也许是因为与她从家庭生活中获得的经验相比，与她其他的直接、间接的经验相比，这部分经验显得苍白、平面，缺少浓郁的人生味，我们只是在她后来的一篇不甚出色的人物素描《殷宝滟送花楼会》里约略可以领略到她对“女学生少奶奶的轻车熟路”的冷眼观察，以及对母校那段生活的零星回忆。——除了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之外，这篇作品里的故事、背景显然都是纪实的。
　　张爱玲的作文虽享誉全校，她的国文水准虽受到汪先生的一再推许，但是看来并不是每个教师都肯赏识她的才华，至少圣约翰大学的考官就不肯——张爱玲中学毕业后报考该校，国文居然没考及格。汪宏声在文章中提到了此事，不无称奇之意。不过他更感到惊奇的还是张爱玲在毕业年刊调查表的“最恨”一栏中填入的一行字：“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此话出自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之口，确是惊人之语。这里面多少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不过自况的成分也是不容怀疑的：那时她的自信心“日益坚强”，还未在母亲的怀疑目光下演为自卑，她颇以才女自许；另一方面，她对母亲的不幸的婚姻与自己的命运作了夸张的联想。汪先生看了之后惊奇、不解而又对这位得意的学生表示理解，很爱护地希望她“暂时——只好希望是暂时——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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