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西欧封建教会和封建文化封建教会在线免费阅读_世界史_古代史

罗马正教（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大宗派，中古西欧是罗马正教的天下，西欧封建教会也就是罗马正教会，它不仅在文化方面占据特殊地位，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有很大势力。中古西欧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基督教徒，教会的影响被于全民，人们无时不受基督教的薰陶。西欧封建教会沿用古代罗马基督教会的教阶制为组织原则，以大主教和主教为教会高级主管教士，分别管辖大主教区和主教区。大主教区原先在地域上相当于罗马帝国的行省，主教区相当于罗马行省下面的行政单位“城市”。中古时期的主教区和大主教区历经变迁，但仍都包括较广大的地域。教会的基层组织是乡镇的教区，由教区神父负责管理。主教所在的主教大教堂内，有主教区教士团协助主教办事，并在主教一职空缺时选举新主教，新主教由大主教为他行就职圣礼。在各级教区之外，教会组织还有另一种组织形态，即集体隐居修行的修士所组成的修院。修士往往是一些坚定狂热的教徒，而并非遁入荒野的真隐士。他们为捍卫教会利益和正统教义积极干预教区事务和国家政治，出任主教、教皇和国王的官吏，修院因而成为中古西欧社会中的重要势力。５２９年，圣本尼狄克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诺山创立一所修院，后又制定了《修士守则》，即修院院规，主要内容是修士必须放弃个人财产、绝对服从修院院长和坚持集体隐修生活。但不提倡埃及、叙利亚基督教修士那种过分的禁欲苦修，所强调的是修院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修院中无人可自作主张，无人可斗胆顶撞他的院长”。修士一律穿黑色衣，每天劳动六小时，读经祈祷八小时，饮食简单，以粗糙的食物果腹。６世纪中叶到１２世纪中叶整整６００年间，西欧众多修院的院规都与圣本尼狄克所定的《修士守则》大同小异。９世纪初，有人修订圣本尼狄克院规，规定修士可以不参加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宗教活动和世俗的政治经济活动。９１０年，阿奎丹公爵威廉划出他的一块猎场创立克吕尼修院，呼吁世俗封建主尊重教会和修院的自主权力。克吕尼修院的另一特点是要求修士严守经过修订的圣本尼狄克院规，注重提高修士的文化水平和神学修养，以便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给世俗统治者以更有力的支持。到１１世纪前期，服膺克吕尼院规的修院已遍及英、法、德和西欧其他地区，组成修院的联合组织——修会。克吕尼派修士积极推行他们的主张，在教会内部发动了一场改革运动。罗马主教区按照教会的说法是由基督的使徒彼得和保罗建立的，又位于罗马帝国的首都。由于这些历史的原因，罗马主教在中古西欧一开始就享有特殊的荣誉和“教皇”这一特别的称号。但教皇是西欧封建教会最高领袖的说法，曾经在很长时期内只是教皇极力鼓吹的理论，而不是教皇现实地位的真实反映。在８世纪以前，法兰克王国各地的主教只接受当地主教会议的领导，主教会议又只对国王负责，对在意大利的教皇不加理睬。教皇受到统治意大利北部伦巴第人的威胁。８世纪２０年代，教皇开始寻求同掌握法兰克王国实权的宫相结成联盟，希望得到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欧封建国家的有力支持，法兰克宫相和他们的后代加洛林王朝国王也想利用教皇为他们的统治加上合法而神圣的性质。于是教皇给丕平加冕、丕平向教皇“献土”、以及后来查理曼称帝，都说明教皇与西欧封建国家统治者关系日益密切，互相利用，愚弄人民。教皇诡称君士坦丁大帝曾授与教皇整个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但实际上教皇受制于法兰克国王，也无权干涉法兰克教会的事务。９世纪时，法兰克教会势力膨胀，意欲减少国王对教会的干涉。各地主教借口教皇是教会的最高领袖，反对他们的顶头上司、由国王任命的大主教。教皇尼古拉一世利用这种形势，建立起了对主教的领导权，地方教会上诉教皇这一制度也从此时开始形成。加洛林国家的衰落使教皇失去国王的有力保护，教皇先是成为意大利和罗马城贵族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傀儡，后又受到德国皇帝的控制。中古西欧各国统治者宗奉基督教，基督教的传播得到了国家政权和武力的强有力支持。在较短时期内，民众普遍改信基督教。教会在边远的乡村也设立了教区，出远门的香客、商人可以教堂为驿站，一路上教堂钟声不绝于耳，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都生活在宗教迷信的氛围之中。基督教诸圣礼是教会掌握群众的重要手段。１３世纪以前，圣礼究竟有几种还没有明确规定，但洗礼和弥撒一直是必行的重要圣礼。洗礼原是流行于中东的宗教洁净仪式，经基督教采用为入教仪式，新生婴儿或改信基督教者均须受洗。弥撒的主要内容是圣餐礼，即由教士给教徒分发少许面饼和葡萄酒，分别象征基督的身体和血，依次受餐如仪。按基督教原教义，这只是象征人们用心灵和诚实信仰上帝以期得救。但中古西欧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在圣餐礼上，饼和酒已因基督的意志神秘地转化为基督的真正的肉和血，吃了以后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进入天国。教士因主持圣餐而被看成与上帝有特殊的关系。一般教徒领圣餐时只能得到面饼，而得不到葡萄酒，以与教士相区别。教会还为下层人民准备了浅易的《弥撒书》等代替《圣经》，由神父口头加以讲解。地方上古老的节日被改成基督教的节日，以此影响拘守旧习的群众。教堂壁画和石刻也以“末日审判”等宗教故事训诫教徒，但常被对教义缺乏理解的群众曲解。下层人民所信仰的实际上是基督教的粗浅信条和地方上的巫术神怪等古老习惯的混合物。许多人并不常去教堂，有的人甚至不知何谓上帝，只知迷信圣物和奇迹。向群众解释基督教正统教义由教区神父承担，但许多神父是文盲，有时“与其说是在宣扬教义，不如说是在助长谬误”。他们出身农民，当牧师是为了糊口。他们还去市集上做买卖，与自己的教徒争利，有的还要耕地贴补生活。教区神父的文化素质直到１３世　纪由于神职教育的发展才有较大的提高。教会规定俗人应纳什一税，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教区神父也负责征收什一税，收来后分成四份，分别用来上交主教、救济穷人、维持神父及其助手的生活和修缮本地教堂。主教拥有处理教会事务的重大权力。他任命和管理下级神职人员，规定和整饬教会纪律，根据教会法行使司法权，代表教会和国王商处有关事务。中古早期的修院一般也受当地主教的监督。由邻近地区的主教组成的主教会议，权威就更大。主教还控制教会的土地和收入，而且往往拥有领主权，与一般剥削、压迫农民和农奴的大地主无别。但主教毕竟不同于世俗封建主。教会始终要求主教、修院院长以及各类低级教士遵守严格的教会纪律。按规定，神职人员不得有家庭生活，已婚者在任职期间必须与妻子儿女分居，未婚者严禁结婚。教士不得与妇女谈笑，妇女进入主教住宅须有两名教士陪同，教士通奸者永远监禁修院。教士也不得放松职守，吃喝玩乐。主教对教会土地的权力也受到限制，不得随意转让教产。但中古西欧教会从一开始就有世俗化的问题，世俗化带来的弊病是教会为教士规定的纪律很难维持。教会和修院既得到国王和贵族赐给的大量土地，又利用宗教迷信和政治特权夺取农民的土地，财产迅速增加。由于中古西欧政治权力比较分散，主教不仅在教会地产上拥有司法权等世俗权力，而且积极参与地方上的政治和军事。不少教士还担任国王的高级官吏，有的国王重臣卸任后又受任为有权势的主教。教会早就明确规定未受专门神学教育者不得担任高级神职，但国王从其世俗利益出发，常任命俗人为主教。国王的亲属佞幸宠信的武士等等，都有当主教和修院院长的。他们读不懂《圣经》，也根本不懂神学和宗教仪礼，布道时信口雌黄，甚至一任圣礼废弛，把教堂当作饲养牲口的畜栏。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圣职、析分教产以及私自结婚等违犯教规行为所在皆是。神职人员的世俗化严重影响教会的正常宗教活动，也降低了教会的威信。为了革除上述弊端，克吕尼派修士起而倡导改革。这些修士在１１世纪中叶进入教皇宫廷任职，有的还膺选为教皇，如格里哥利七世、帕斯卡尔二世。他们所推行的教会改革，历史统称为“格里哥利改革”。１０５９年，教皇在拉特兰宫召开会议，规定教皇只能由掌管罗马近郊几个大教堂和教廷各部的枢机主教选举产生，重申教士不得结婚这一教会纪律，禁止教士以任何方式从俗界接受教会职务。这以后，教皇仍不断要求教士独身不娶，以防止神职世袭，教产因继承而被转让。格里哥利七世更号召已婚的教士断然离婚。围绕主教授职权问题，教皇主要同德国皇帝，也同其他国家的世俗统治者，进行了激烈的争斗。各地教会开始比以前更多地强调教会的独立性。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否认教会从前以封土形式领有的土地是封土，宣布教会不再充当国王和其他世俗封建主的封臣、不再履行封臣义务。这一场改革提出了许多原则和具体办法来捍卫教皇的权威、加强教会的独立性和整肃神职人员的风纪，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教会组织由松弛而严密、影响力由低落而增高，教皇领导全教会的地位也得到巩固。俗人当主教的荒唐事不再有了，但主教的任命仍受世俗政权这样那样的干涉。后来王权加强，教会的世俗权力日益受限制，神职的重要性随之下降，主教授职权不再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了。教皇的权势在改革以后仍时有消长，在英诺森三世（１１９８—１２１６年）任教皇时达到顶峰，这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央集权性质、有利于教皇的教会管理制度。英诺森三世即位后，首先大力制服罗马城和教皇国的意大利贵族，除去这一长期妨害教皇统治的心腹之患。１２１５年，他主持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确定基督教圣礼为洗礼、（成年）坚信礼、婚礼、弥撒、忏悔、神职授任礼和临终涂圣油礼七项，要求每个教徒每年至少向神父忏悔一次、做弥撒一次。西欧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从此大为规范化。英诺森三世还整顿和扩大教皇宫廷的机构，并改进教皇使节制度，不再委任各地大主教兼任教皇使节，改派枢机主教监督各地教会。各地主教则应负责巡视下属教区和修院，随时撤换不称职的神父和修院院长。这一套制度为教皇干预地方教会事务和主教的任命开了方便之门。１１９９年，英诺森三世曾向各地教会征税，教皇在全西欧范围内的征税权自此始，教皇的财政收入因此大有增加。英诺森三世还曾迫使英王约翰纳贡称臣，干预德国的皇位继承，组织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并号召和支持封建主镇压南法的阿尔比异端。除了格里哥利改革，西欧宗教情绪的高涨和禁欲主义的抬头还另有两个结果，一是在１２、１３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修会组织，另一是异端同时兴起。新的修会组织有息特西安修会（１１１５—）、法兰西斯修会（１２０９—）和多米尼克修会（１２１６—）。后两个修会直属教皇领导，全力为教皇效命，是教会扑灭异端的急先锋。在十字军东征中建立的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是带军事性质的修会团体，也直属教皇。条顿骑士团成立于１２世纪末，宗教性质淡薄，打着讨伐异教的旗号在易北河以东活动，压迫、屠杀斯拉夫人。在神职人员腐化问题严重的城市，不少人对教会和正统教义失望，认为教士和圣礼并没有拯救世人的特殊作用。他们组成了为教会所不容的异端宗派，如法国南部的纯洁派和华尔多派（统称阿尔比派，因在阿尔比城一带活动得名），给教会和教皇的神权统治投下了一道阴影。异端观点总的说来是中古西欧十分沉闷保守的思想领域里的一股清流，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变得波澜壮阔。异端运动和强大起来的英法王权是不利于西欧正宗教会的两个新因素。西欧封建文化　教父和中古早期的教会学者熟悉希腊古典文化，他们大多数人认为研究古典文化对他们理解《圣经》有帮助，希望能建设一个有文化的教会，赞成编写教授古典文化的教科书。６世纪时的意大利罗马贵族卡息奥多拉极富文才，他依据自己对古典文化体系的理解，为修士规定了学习内容，后演变为所谓“七艺”：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七艺”是中古西欧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从上古到中古，古典文化象泉水一样渗滤过来。象都尔的主教格里哥利的《法兰克人史》这类的文史作品，受古典拉丁文学的一定影响，但已开始形成中古拉丁文学的独特风格。中古早期的动乱在毁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文化。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政治稍安定，文化又呈现发展的趋势，这时教育和文化知识为人数不多的教士所垄断。９—１１世纪的西欧文化人并不热衷于在学理上和精神上理解古典文化，他们最强烈的自觉意识是进一步改造古典文化，把它变成封建教会进行宗教活动和封建国王治理国家的工具，正如查理曼所说的，教士不会书写就不能理解《圣经》，“而书写字句的错误固然危险，错误的理解更危险”。在神学的桎梏之下，当然不可能有动人的诗文和思想，学术活动集中在为读通《圣经》而进行的烦琐考证上。１１世纪以来西欧经济的繁荣给文化的昌盛创造了前提，１２、１３世纪成为文化发展的时期，不过基督教仍然是深刻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因素。为统治阶级直接服务、同时又是商业活动所需要的法学在城市中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专业法学家。意大利波伦亚城的注释法学派深入研究罗马法、传播罗马法，在１２世纪的西欧大陆呈现出罗马法复兴的景象。教会法和英国的普通法这时也成为中古西欧另外两种法学体系。东西罗马分裂以后，西欧人学习希腊文化变得很不方便。西欧的犹太人因为通商活动以及家族和宗教的联系，与阿拉伯世界接触较多，懂得阿拉伯文。从１２世纪开始，犹太人不仅向西欧介绍阿拉伯文化，而且把不少阿拉伯文译本希腊古典著作转译成拉丁文，其中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给西欧思想界和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为学习迅速增加的知识，西欧的学校制度有了新的变化：首先是课程的内容深化了，逻辑课学生要研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算术中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几何学和天文学分别以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的著作为教本，法学、医学和神学成为学完“七艺”后进一步的专业课程。再就是大学的兴起。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学校有一些不是由教会管理的，是由俗界的有学之士担任教师的私立学校，注重教授商人所需要的语文知识和法学。１２世纪初，波伦亚城出现了第一所分系科的高级学校——大学，其前身就是一所世俗的学校。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也在１２世纪先后成立。中古西欧大学有程度不同的自治权，“大学”一语原来就是指有权决定学校事务的学生同乡会或教师联合会。意大利以外地区的大学多从教会学校起源，特别重视神学，学校教师享受神职人员待遇，受教会控制较严。中古西欧的哲学和神学是二位一体。教会哲学家（神学家）收集若干条正统教义中明显的谬误，利用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进行烦琐的论证和诡辩，最后证明这些谬误是“正确的”。这种与神学互为表里的哲学家完全脱离实际经验，故被称为“经院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彼得?阿贝拉德（１０７９—１１４２年）和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１２２７—１２７４年）。有些经院哲学家也有可取的思想观点，如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共相只是名称不是实体的“唯名论”。托马斯?阿奎那虽然竭力论证上帝高于一切、信仰高于理性，但他对神的启示和自然真理所做的区分标志着他在科学知识面前的退让。１３世纪的神秘主义思潮来自法兰西斯修会的神学家，他们把意志、爱、心灵的感应看得比心智更重要，反对经院哲学家把神学形式逻辑化。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学习了初步的科学知识，针对经院哲学家过分强调演绎这一片面性，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认识自然界，从而向着近代的科学方法迈开了第一步。英国的罗哲尔?培根（１２１４—１２９４年）就是这些法兰西斯修士中最杰出的一个。科学这时还未从技术和哲学中独立出来。许多哲学家沉迷在炼金术和星象学之中，懂得制造风车、船舵、玻璃和机械钟表等新产品的工匠又往往毫无理论知识。哥特式教堂建筑物是１２、１３世纪西欧艺术主要的表现形式。拱形结构使教堂的天花板可以离地面很高，也便于安装较大的玻璃窗。这时的大教堂一般用石头建造，还用雕刻和绘画加以装饰。高耸入云的教堂尖塔和透过彩色玻璃从高处射进教堂内部的阳光象征着教徒期望接近上帝并最终进入天堂的愿望。与造型艺术相比较，当时的文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更为多样化。拉丁语是中古西欧正规的书面语言，哲学、神学和法学著作，教会和国家的文件都用拉丁语书写。１２世纪以后，世俗国家的文件逐渐开始使用本民族语言，但拉丁语直到１８世纪仍是西欧通用的学术语言。中古西欧较早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修士创作的拉丁语诗歌。到１２世纪，文书、大学生和教师这些俗人也拿起笔来写作，使用方言的文学作品也大大增加了。方言文学可以分为四类：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骑士传奇和寓言。英雄史诗有一些反映的是日耳曼人和诺曼人接受基督教以前的军事民主制生活。原来是口头传说，在１０世纪或更晚时期才被写成文学作品，如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贝奥武甫》；另一些则假借古老传说铺叙故事，宣传基督教观点和封建骑士道德，写成于１２世纪晚期或１３世纪初，如德国的《尼布龙根之歌》和法国的《罗兰之歌》。骑士传奇兼具后一类英雄史诗的特点和骑士抒情诗的格调，以阿瑟王、查理大帝或亚历山大大帝为中心人物编排出种种传奇情节。散文或诗歌形式的寓言是城市市民的文学，其中《列那狐》俏皮地讽刺了封建贵族和教士，《玫瑰传奇》则透露出一种讲究实际的生活态度。大学生抒发个人情怀的校园诗歌也流行，但多用拉丁语写成，被称为“世俗的拉丁诗”，以别于教会的宗教诗歌。西欧封建教会虽然在文化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教会并不能完全扼杀人们的思想和对生活的渴望，中古西欧文学体裁的多样化正展示了当时人们的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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