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儒学和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在线免费阅读_世界史_古代史

儒学是春秋时代孔子创建的伦理道德学说，战国时代经孟子的继承和发展而形成系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学“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由于儒学重视传统伦常关系，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所以备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尊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但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一些儒学家往往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儒家学说来，从而形成各种儒学流派。如在汉代，有以董仲舒和刘歆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之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唐代，有韩愈为排佛而捍卫儒家正统的“道统”说；到了宋明时代，出现了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并且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清代又出现了汉学和宋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儒家思想才逐渐丧失了传统的支配地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朝鲜，早在公元１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３７２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４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６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９５８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１２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①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①参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儒学条。挥着重要影响。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５００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５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５０７—５３１）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①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７０１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７５７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７０１年，日本开始祀孔。７６８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８７７—８９０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１５９０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１５９９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１５０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①五经为：诗、书、礼、易、春秋。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４０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１０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１３—１４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１５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发源于印度次大陆，后经南北两个方向向外传播。南传佛教以小乘为主，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其佛教经典属巴利文系统。北传佛教以大乘为主，主要流传于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以及越南，其经典属汉文系统；其中西藏的佛教，又称为藏传佛教，主要是大乘的密宗，后来发展为喇嘛教，其经典属藏文系统。北传佛教以中国为中心。大约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６—１年），佛教从印度通过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桓帝（１４７—１６７年）时，洛阳业已成为佛教传播中心。魂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动乱，人民苦难，期望从宗教中寻求安慰，佛教得到广泛发展。各种佛教经典翻译、佛学研究、寺院建设以及寺院经济等空前增加，名僧辈出。其中道安有各种佛教著述４８种，又创僧尼规范三例和佛教徒以释为姓的法规；鸠摩罗什所译《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成为后来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慧远不但精于佛学，而且精通儒学，他谈空说有，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各种经师、律师、论师蜂起，并形成许多学派。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把佛教当作“坐致太平”的思想工具，积极扶持寺院和佛学发展。南梁时，佛教寺院多达２８４６所；北魏时，中国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千佛洞、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等三大石窟都已初具规模。隋唐时期，统治者采取儒、佛、道三教并用方针，佛教臻于鼎盛。唐朝尊崇佛教，唐太宗对孤征１７年，身行５万里，从印度归来的玄奘给予优遇，并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机构。玄奘译出大乘经论７５部，１３３５卷，译经水平和规模皆高出前代。唐玄宗时，诏令全国设立开元寺，作为地方的首席寺，重要的佛教典礼都在这里举行。高僧不空①圆寂时，唐代宗为之休朝三日，可见对佛教尊崇之深。中国佛教原来只有学派而没有宗派，隋唐以来，佛门讲究衣钵的传承，逐渐形成宗派。主要有八大宗派，即：三论宗。创立者为吉藏（５４９—６２３年），因以研习《中论》、《十二门①原籍北天竺，一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论》和《百论》而得名，又以着重宣扬“诸法性空”，亦称法性宗。该宗认为，世界森罗万象皆由因缘而生，空幻不实，宣传一切无所得的观念。天台宗。创建者智顗（５３８—５９７年），因居浙江天台山而得名。该宗以《法华经》为经典，故又名法华宗。天台宗主张世界本体是空无的，一切“皆由心生”，故又称空宗。法相宗。玄奘（６０２—６６４年）创立，立宗经典为《成唯识论》、《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因以论证“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故又名唯识宗。由于该宗的教义极为繁琐，所以传三代以后就衰微下去。华严宗。宗祖法藏（６４３—７１２年），因以《华严经》为立宗之基，故名。该宗体系庞杂，把“一真法界”（即真如佛性）视为世界一切现象的本源，用法界缘起理论说明现象间的关系，宣扬客观世界依赖于主观世界而存在的唯心论。密宗。亦称“密教”或“真言宗”。７世纪后由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相结合而成，流行于德干高原一带地方开元年间传入中国。该宗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礼仪、民俗信仰为特征，主要经典有《大日经》、《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因该宗仪轨复杂，仅传两代后即衰。但该宗传入西藏后与当地苯教融合，形成喇嘛教。在藏、蒙古、土、裕固、纳西等族地区广泛流行。律宗。“律宗”是“南山律宗”的简称，因其创立者道宣（５９６—６６７年）住终南山，以小乘法藏部的《四分律》为该宗戒律，故名。其宗旨是通过戒律来防止诸恶，奉行诸善，以成佛道。《四分律》形式上虽属小乘，但以大乘教义释其义，故实质上仍属大乘。天宝年间，该宗由鉴真传入日本。禅宗。因主张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又因宣传“佛在心中”，亦称“佛心宗”。相传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传至五祖弘忍而分成南北两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北宗主张通过长期苦修，逐渐觉悟成佛，即渐悟说。南宗主张“顿悟”，认为佛在心内，觉悟不假外来，只要净心自悟，不经苦修，不读诵大批经卷，就可以成佛。强调“以无念为宗”和“即心是佛”、“见性成佛”。俗语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南宗的主张。南宗的简明直截的得道理论是对佛教繁琐哲学的重要革新，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后来怀海（７２０—８１４年）又制定《禅门规式》，提倡修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南宗更加深入群众。中唐以后，南宗不仅成为禅宗正统，而且几乎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各宗派，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南宗的主要经典是慧能的《坛经》，在中国佛教典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净土宗。初祖慧远，唐代善导创立。主要经典有《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宣称众生信仰阿弥陀佛并一心专念此佛名号，死后即可往生阿弥陀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名。由于该宗修行方法简单易行，普通百姓都能接受，所以在民间广为流行。后来与禅宗合流。除上述教派外，还有主要流传在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是大乘密宗与当地苯教①长期互相影响而形成的。７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信仰佛教，建寺译经，佛教在西藏传播起来。１３世纪后期，在元朝扶植下，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逐步确立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佛教在西藏长期传播中，吸收了苯教某些思想和仪式，形成了大乘、小乘兼容而以大①苯教俗称黑教，是西藏古代流行的一种原始宗教，崇奉天地、山川及各种自然物。乘密宗为主的“藏密”。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不可分割的重要支派。今日主要流传于藏、蒙古、土、裕固、纳西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不丹、锡金、尼泊尔、蒙古共和国和西伯利亚等地。佛教宣扬一切皆空，人生没有价值，引导人们脱离现实；又主张众生平等，认为君臣、父子、男女、夫妇、主仆都是平等的关系。这和儒家重现实、重人事的纲常思想是相悖的，因而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矛盾和斗争。但佛教不介入政治，不觊觎政权，而且它宣扬的因果报应论以及忍耐、顺从、寡欲、善行等思想为严酷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根据，因而也就为封建政权注入了安定剂。另方面，佛教还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使其自身更适应中国社会现实。如中国佛教宣扬戒、孝合一说，即把儒家倡导的孝作为佛教的戒律，宣称行孝是修福。佛教还把人性论和佛性加以调和，形成心性之学，研究人类自身之心性，主张止恶从善，排除欲望，发明本心。如禅宗认为，一切事物都在自性之中，即在自性之中可见一切事物，称为清净法身，也就是人人都可以自悟成佛。这和儒家根据性善论，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是一致的。除儒家思想外，佛教还吸收了一些老庄自然主义和仙家方术等。儒、佛、道三教融合，形成互补，这使佛教不但无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反地，更有利于巩固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除少数例外，莫不扶持佛教以加强统治，佛教因而得到广泛发展。宋明以后，理学发展，佛教虽然衰落，但其思想影响却一直存在。佛教在中国长期传播，既影响了中国文化，又使其自身中国化。所以，中国佛教不仅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包括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和日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在朝鲜的传播　４世纪以后，中国佛教传入朝鲜：高句丽为３７２年，百济为３８４年，新罗为５１８年。佛教传入朝鲜后，在三国统治者的扶持下得到很快的发展。高句丽在各地兴建寺院，仅平壤一地就有９所；新罗建造了皇龙寺、芬皇寺等规模很大的寺院；百济也建了很多寺院，传播佛教。新罗统一后，定佛教为国教，佛教在朝鲜各地广泛发展起来。寺院的营建，佛经的翻译和研究，僧侣人数等日益增加。７世纪以后，不少僧侣赴中国求法，受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影响，回国后创建新罗五个教派——五教，８世纪又形成禅宗系统的九派——九山。高丽王朝时期，佛教发展极盛。由于佛教宣扬护国护王思想，得到高丽统治者的特别青睐。王建在其施政的《十训要》中首先强调，要利用佛教巩固政权。“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①因此，他积极扶植佛教，广建寺院。王建定都松岳后，在建立宗庙和社稷之前，就首先建造了法王寺等１０所寺院。太祖时高丽王城（开京）有佛寺７０区，几乎成为一座佛教城市。高丽王朝还设立了僧科，由国家授予僧侣不同级别的宗教职称，同时给予田柴科，获得最高称号的王师或国师，还可以作为国家顾问直接参与政事。国王经常到寺院做佛事，并由国家支付巨款，赐食招待成千上万的僧侣，有时甚至多达１０万之众。为了控制佛教这个有力的统治工具，高丽王室往往派王子或王室至戚出家为僧，然后担任僧科要职。当时著名的大觉国师义天，就是文宗的儿子。①《高丽史》卷2，太祖26年4月。高丽王朝后期，社会危机日深，一些文人从中国（元朝）引进程朱理学，以图振兴国家。程朱理学又称“道学”，它是儒家思想和佛、道思想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儒家学说，更适合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需要。李朝以后，随着朝鲜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与理学发展相对，佛教日趋衰落，但佛教思想影响十分深远，渗透到朝鲜古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佛教在日本的传播　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１３年（５５２年），百济圣明王遣使向日本献金铜释迦像及佛经等，是佛教传入日本的最初记录。事实上，早在继体天皇１６年（５２２年），南梁司马达赴日本时，即把佛教传入日本民间。百济圣明王向日本献佛时，在附表上赞颂佛教功德胜过孔子，凡信仰者国家兴隆，治其学者可明哲理。天皇就此咨询朝臣，引起了以苏我马子和物部守屋为代表的崇佛派和反佛派的对立和斗争。用明天皇２年（５８７年），物部守屋在内战中败亡，佛教得到合法的公开传播。圣德太子摄政时期（５９３—６２１年），积极扶持和发展佛教。他就任摄政的第二年，就颁布弘扬佛教诏书，后又在“十七条宪法”第二条中强调“笃敬三宝”，并在京畿和全国各地广建寺院。由于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积极扶植佛教，推古朝时期佛教得到较快的发展。到推古朝晚期，日本全国有寺院４６所，僧尼１３８０多人。７世纪中叶，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不断派遣使者、留学生和求法僧赴唐，学习中国典章制度和佛教文化，中国佛教各宗纷纷传入日本，形成日本南都六宗，即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其中律宗是中国大和尚鉴真东渡日本后创建的。佛教初传日本时，主要在豪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属私人信仰。大化改新后，佛教被纳入国家公务中，寺院成为国家机构之一。《大宝?养老律令》中设置了“僧尼令”专章，国家任命僧纲，监督和管理全国寺院和僧侣。寺院一律读诵镇护国家的经典，为国家服务成为僧侣的首要任务。于是，佛教变成了官方宗教。圣武天皇（７２４—７４８年）崇奉佛教，自称“三宝之奴”，并诏令全国读诵《最胜王经》。天平１３年（７４１年）下令各国（地方政府）营建金光明最胜王护国寺，即国分寺。随后又在平城京（奈良）营造卢舍那大佛，旋即以此为本尊建立东大寺。以后又陆续建立了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著名寺院，佛教在日本广泛发展起来。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很难理解佛教的深奥教理，大多是出于对佛教灵验功德的信仰，求佛降福除灾，所以当时药师佛的信仰非常盛行。摄关政治时期（８７６—１０８６年），律令制国家解体，大贵族藤原氏擅权，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密宗（真言宗）和天台宗等教派盛行起来。密宗为日僧空海留唐回国后所创，主张“三密加持”，即身成佛。三密加持，即口诵真言（咒语）、手结印契（特定的手式）、一心向佛。认为只要这样认真地做，人人皆可成佛。密宗理论通俗，方法简单，民众容易接受，很快传播起来。天台宗是日僧最澄所创，以比叡山延寿寺为中心。最澄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修心成佛。最澄死（８２２年）后，天台宗在其弟子圆仁（觉慈）、圆珍（智证）主持下，盛极一时。后来天台宗受密宗影响而密教化，称为台密；原来以东寺为中心的本来密宗，称为东密。镰仓时期（１１９２—１３３３年），武士争斗，战乱频仍，人民苦难，以宗教为安身立命的要求更为强烈。但是，以往的佛教诸宗派大多偏重哲学的研究，深奥难解；或者重视宗教仪式，耗费大量资财用于造佛、建寺、供养、祈祷等一系列活动，日益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尤其是寺院占有大量土地资财，僧侣贵族化，腐败之风严重，威信日益下降。于是，佛教革新，出现了一些新教派。禅宗的兴起。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的特色，唐宋时期极为盛行。１２世纪末和１３世纪初，日僧荣西和道元先后把南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和曹洞宗传入日本。禅宗宣传“即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只要一心向佛，便可“顿悟”成佛。荣西还著《兴禅护国论》，公开宣扬佛教为政治服务。禅宗这种简明直截的教理很适合社会各阶层的要求，尤其它的护国论思想更适合幕府的要求，因此幕府先后在镰仓、京都营建寿福寺和建仁寺，为禅宗的传法基地。后来禅宗融合台、密二宗，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佛教。净土宗的发展。净土信仰早在推古朝时期（５９３—６２８年）就由中国传入日本。但以前的净土信仰除念佛外，还重视礼拜、诵经、持戒等一系列的修行活动。１２世纪末，源空（法然）革新净土信仰，强调口称念佛的重要性，并以此为“正定业”；而把礼拜、诵经等修行活动看作是次要的“助业”，主张专心念佛（阿弥陀佛），即能往生西方净土，从而开创了日本净土宗。净土宗“口称念佛，往生净土”的说教，简单易行，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甚至公卿、武士也纷纷皈依。源空死后，净土宗分裂为若干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净土真宗（也称一向宗）。该宗认为，佛的真实之教是《无量寿经》，其“本体”则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在这名号中包含佛一切功德，相信并念诵这一名号，任何人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能成佛，然后借佛力再回到世间，普渡众生。同时提出“恶人正机”说，认为恶人正是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同样可以往生净土成佛。净土真宗比较更强调内心的坚定信仰，对戒律要求比较宽松，允许僧侣娶妻、食肉。该宗以石山本愿寺为中心，传播于北陆、近畿和东海等广大地区。日莲宗的传布。１３世纪，原天台宗僧人日莲革新天台宗，创立日莲宗（法华宗）。日莲认为，天台宗违反了开祖最澄的真意，趋于腐败，决意纯化天台宗，恢复最澄的本来精神。他强调只有传布释迦“本怀”的《法华经》及《妙法莲华经》五字的功德，才能拯救众生，实现国泰民安。日莲及其门徒攻击其他宗派，说禅宗是天魔，念佛宗进地狱，真言宗亡国。日莲还向幕府将军呈其所著《立正安国论》，要求幕府下令独奉日莲宗，禁止其他教派活动，遭幕府拒绝。日莲宗在武士、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中有很多信徒，以甲斐（今山梨县）身延山久远寺为总本山，分为许多支派，如日莲正宗、法华宗本门流、法华宗阵门流、本门法华宗、本门立佛宗等。镰仓时代，佛教空前发展，名僧辈出，刷新教理，创立了一系列新的教派组织。从而改变了大陆佛教的面貌，佛教开始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的生活信仰。佛教在日本长期传播，极大的丰富了日本人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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