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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一、二) |
| 一
-------------------------------------------------------------------------------- “傻瓜!地道的傻瓜!要不就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没出息、保命、毫无作为的逍遥派。逍遥派就是对革命的颓废派。你同意我这么评价白慧吗?” 郝建国用他金属般嘹亮的嗓音说。他和前几年的样子有明显的变化。脸颊更瘦,颧骨突出了,下巴失了,轮廓也就更加清晰。由于长期处于严肃状态中,鼻唇沟过早地加深,和他的年龄,和他年轻的面孔很不调和。但那双距离过窄的大眼睛依然明亮有神,敏感而犀利,锐气不减当年。他一方面,有种在复杂的斗争中养成的成熟、老练的劲儿;一方面还有种青年人过早发迹而洋洋自得、忘乎所以的狂气。他还戴军帽,穿绿色军裤,上衣换成蓝华达呢制服。脚上不穿胶鞋了,穿的是厚底的黑牛皮鞋,鞋面象漆过那样亮,鞋底沾过水,走起来吱扭吱扭地响。当下他倒背手在屋子中间极慢地溜达着。仿佛有意欣赏鞋底发出的吱扭声。 他对面坐着的是杜莹莹,只是人胖了些,其它变化不大。孩子般的单纯气和温和的性情仍保留在她的圆脸上;左眼自然还是那样向外微微斜视的。她说: “我就不同意你这样议论白慧。你总骂她,好象和她有什么私仇似的。” “我和她有什么仇?我是说当年她不该当逃兵。不然的话,她也和我一样干出来了。不至于到一千里地以外‘修理地球’去!我没说她是‘坏蛋’,而说她是‘傻瓜’!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不,你不了解她。她是自己要求走的,怎么是傻瓜呢?” 郝建国咧嘴笑了笑,说:“好,我们撇开她,先说说什么样的人是傻瓜……”他正说着,外边有人敲门。“哦!你等等,有人给我送椅子来了。咱一会儿再接着说。”他到外边去开门。.当下他们是在郝建国的房间里。时间已过了五年。现在是春天”。屋内阳光明亮,窗外的树全绿了。 五年中,无论什么都有显著的变化,人更是如此t在六十年代末的大动荡暂时平歇下来之后,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去支边支农。白慧走了;郝建国留了校,靠着运动中冲锋陷阵的资本和拚力奋斗,飞黄腾达了;杜莹莹因心脏病,留在家中休养。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着人。这些暂且不说,单说郝建国的名字,也从“郝永革”改回来了。 郝建国的皮鞋声从外边响了进来。他一边扭口头说: “放在过道就行了。” “不不!我给您放在屋里吧!”随着这声音走进来一个四五十岁、矮粗、眼球发红的男人。他穿得破旧,形容猥琐;头发和肩膀上沾了几朵柳絮。他搬进两把亮闪闪的电镀折叠椅,靠墙放好。杜莹莹认出他是学校财务组的老张。老张看见她却没认出来。他对郝建国挤了挤红红的小眼睛,露出殷勤和讨好的笑容,说: “郝主任,我给您挑了半个多小时,差不多都有毛病。不是电镀有残,就是皮面颜色不鲜。就这对儿最好!” “嗯:”郝建国朝他满意地、嘉奖似地点点头说,“你倒挺能办事。不坐坐歇会儿吗?”他这句客气话,实际上是不客气的逐客令。 “不了,不了!”老张立刻领会到郝建国的意思,忙摆着手说,“您再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吧!您这儿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杜莹莹觉得不大好意思,站起身说。 “您歇歇吧,我没事。” 郝建国是背对杜莹莹站着的。他用背在屁股后面的手摇了摇,示意给杜莹莹,叫杜莹莹别再跟这人客气;同时对这位老张平淡地说: “好,你回去吧,回去好好歇一歇。” 老张非常知趣,转身已到门口,又回过头伸长脖子如杜莹莹使劲点点头,表示再见,随即被郝建国送出大门。 郝建国回来,向崭新的椅子高兴地膘了两眼,转而对杜莹莹说:“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噢,说到‘傻瓜’了。究竟何谓‘傻瓜’,何谓‘聪明人’呢?”他好象来了灵感似的,目光一闪,“我先问问你,你说,刚才送椅子这个人--他是原来咱学校财务组的会计老张。你还记得他吗?好,gA就说他吧:你说他是聪明人还是傻瓜呢?他费了很大劲给我买来椅子,还向我献殷勤,你准认为他是傻瓜吧!不,也许你还不知道老张的情况。他贪污过一千元。定为坏分子,已经调到后勤组监改去了。我呢?校领导,革委会副主任,专案组长。他拍我的马尼还算傻吗?当然,这只是想讨些好,早点给他摘去帽子。小聪明,算不得什么。但由此可以引伸出一个道理--评价一个人聪明还是傻瓜,先要看看他所处的地位,再看他怎么去做。聪明人善于改变自己的处境,能够发现和抓住他周围的有利因素、有利时机,设法变被动为主动。傻瓜则恰恰相反。尤其在处于逆境和劣势时,傻瓜总是听其自然,束手无策,坐守待毙。聪明人却要调动起全部的主观能动性,所有脑细胞都处在最活跃的状态中。现在,该轮到评价白慧了。她表面挺聪明,在运动初期积极能干,可是她老子一出问题,她就象蜗牛一样缩回去了,不敢干了。其实那时也有人给我爸爸贴大字报,攻得也挺凶。当然他的职位比不上白慧的爸爸,也比不上你爸爸,仅仅是个车间主任。可是我根本没对别人讲过。自己顶着干,比谁干得都猛。怎么样?杀出来了!现在我的职位反比我爸爸的高。我可不是夸耀自己。有些道理,我也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运动开始时,我还有些简单、幼稚、狂热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挺可笑。在政治斗争中,不能动私人感情;所谓的’正义感’也轻易不能用。你单纯,就容易被利用。你只有好心,那你准倒霉。没有权,你的好心又顶个屁用?权又是怎么来的?人家白送给你吗?不……哎,这些话你可别跑出去乱说。我从来还没对别人讲过,仅对你。当然不单因为你可靠,更重要的原因,我不说你也明白……”他用目光表达着另一种语言。 杜莹莹低下头,圆胖的脸蛋涨得鲜红。郝建国正在追求她。近半年,他们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和明朗化了。郝建国又敏锐地、不大放心地瞅了她一眼,半开玩笑地说: “你可别出卖我呀!出卖我的人决没有好下场。马英怎么样?闹了一通也没留校。滚蛋了,和白慧一块儿耍锄头去了!” “去你的!谁出卖你?我不懂你那些什么聪明呀,傻瓜呀。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傻瓜,听其自然,束手无策;我没你那么大能耐,一辈子也聪明不起来了!我只想快点把病养好,早点工作。至于白慧,你说的还是不对。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当时退出‘浴血’并不是因为她爸爸;她去支边,一是她愿意去,二是她非去不可的!” 杜莹莹给郝建国刚才那几句话气急了,一不留神把一件秘密暴露出来。这件秘密正是郝建国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到底白慧当初为什么退出“浴血”?到底她为什么那么坚决地要去支边,而且还要求“愈远愈好”?现在,郝建国好象忽然从杜莹莹身上发现了一根拴着这秘密的绳头。他要牢牢抓住绳头,把那件百思不解的秘密拉出来。 “莹莹,这些话你以前从没对我说过。我反正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你了。要是有一点隐瞒,你查出来,可以把我弄死!我一直以为你对我毫无保留,原来并不是这样。”郝建国看了看杜莹莹迟疑的神色,改换一种不满的口气说,“告不告由你吧,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她现在想加人‘浴血’也没地方加入去了。‘浴血’对于我,也早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你以后要是有话不想告诉我,就一点儿也别露;别露半句、留半旬的。我就怕人这样,好象不信任我,我自尊心受不了!” “你真能逼人。她不过因为打了人!”杜莹莹说。 “打人?打谁?” “她说是一个女教师。在校门口打的,还是运动初期的事呢。那个女教师姓徐……” 郝建国恍然大悟。他想起五六年前的那件事。他的记忆力极好。 “噢!我还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其实这件事发生时我也在场。当时我就察觉到她害怕了,畏缩不前。事后她向我承认了。我还给她打了气儿哪,哪知道她还当做一回事。那时,哪个牛鬼蛇神没换过接!白慧不过打了一棒子,见点血,就疑神疑鬼的。我看她的神经不大健全。怕事的人更怕死,她要上战场打仗准是个逃兵。”随后,他又好笑地说,“你还说我刚才判断得不对呢。我说她不是傻瓜就是懦夫,现在看来两样全说对了!”他声音嘹亮地笑了起来。 “不,她说她打死了那个女教师,叫我去替她打听。我一打听,那女教师还确实死了!” “哦?!”郝建国脸上的笑顿时没了。 “但不是白慧当场打死的。是后来叫第四中学的几个人折腾死的。” “哦!”郝建国脸上重新浮现出笑容。他问:“那有白慧什么事呢?又不会有人找到她头上来。” “是呀,我告诉了她,可是她还说自己有罪。后来我才知道……”杜莹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口,好象遇到什么障碍来个急刹车。 郝建国飞了她一眼,沉吟一下说:“你现在说的这些事,过去可都没对我说过。”这话中有责怨杜莹莹对自己不够忠实的意思。他先用这句话刺激一下杜莹莹,然后追问道:“后来你知道什么?”他的口气似乎非要知道不可。 “她,她因为和一个青年要好……” “噢?谁?” “就是那年十月二日咱们在公园庆祝国庆,我们在船上打闹,白慧掉进湖里,那个把白慧救上来的人。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记得听!你还借给那人一件军上衣穿。对吧!又怎么回事?” “那人恰恰是白慧打过的那个女教师的儿子。” 郝建国呆住了。一瞬间,这意外的情况在他心中所引起的妒嫉、恼恨、幸灾乐祸的心理,杜莹莹是根本不会知道的。他从鼻孔里冷冷哼出两声,撒着嘴挖苦地说: “好妙,好妙!谁说生活中没有小说。这也称得上‘今古奇观’呢!那小子知道白慧打了他妈妈吗?” “她向他承认了……” “真混蛋!后来怎么样?你能不能痛快点儿,别这么吞吞吐吐的,要不就别告我!” “后来两人决裂了!那青年不能原谅她。她去支边,也为了不在这里再碰上那人。” “原来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在屋中间来回踱着步,皮鞋吱扭吱扭地响着,明亮的黑眼珠在眼眶里来回游动。突然他站住了。目光闪闪地死盯着杜莹莹问:“他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不大清楚。我想不会有吧!” “那小子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叫什么名字?” 杜莹莹见他的模样有些狠巴巴的,心里挺怕。 “你问这个做什么?” “有用:这事关系到我。白慧打那女教师时,我也打了。打得比她厉害!” “你不是说,这不算什么事吗?” “你真糊涂!难道你一点也不关心形势吗?现在不算事,将来不见得不算事。造反派现在是大爷,没人敢碰,因为上边支持。明天将怎么样,你敢担保?你笑什么?你以为我胆小吗?我的胆才大哪。胆大不是胡来,细心不算胆小。你没看到目前有人想翻运动初期的案,在搞落实政策。那死鬼说不定也会落实。虽然她不是我们打死的,但死鬼的儿子要是恨白慧,万一说出白慧打过他母亲,事情再一追究,难免我也要受牵累。这事和学校里的事不一样。学校的事我说了算,外边的事就由不得我了。到那时,我的仇人也会借故搞我。我必须设法防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杜莹莹心里役了主意,郝建国恼火了: “你这人真怪!告诉我怕什么,又牵扯不上白慧。要牵上她就得牵上我。在这件事上,我俩利害相关。莹莹,我明白告诉你,将来如果我要在这件事上倒霉,我本人倒没什么。就怕你受不了。我可预先都向你交代清楚了!” 杜莹莹担心地看着郝建国,说: “我记得那人住在河口道三十六号;名字,名字,记不得了……” 郝建国听了,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说:“这就行了,有线索就好办。谢谢你呀,莹莹!”同时,他给社莹莹一个温存的眼色,使杜莹莹害羞地埋下头来。 郝建国很快就打听到这青年叫常鸣,是红旗拖拉机厂的工人。他立即带专案组里的一个心腹,以专案调查的名义去找常鸣。 红旗拖拉机厂很大,当前正搞学大庆运动,厂内外大墙上贴满红色标语。一进大门,道旁竖着两排很大的玻璃展窗。窗内挂满先进人物的大照片,作为表彰。每张照片下都写着他们平凡而感人的事迹。 郝建国往里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地从这些照片上扫视而过。他眼里所感兴趣的不是旁人的光荣,而是过错,因为后者对自己有用。但这时他的目光却在一张照片上停住了。照片上是一张青年人喜气洋洋的脸。照片下端用红毛笔端端正正写了两个字:常鸣。他扭头对随来的人冷冷地说:“就是他!”同时,狠狠地咬了一下嘴角。 到了党委接待室,接待他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厂领导。人矮,不胖,但脸色红润,精神饱满,满头稀疏松软的头发,有一两绺总滑落到额前来。他很热情。当他看过调查介绍信,得知郝建国他们来找常鸣了解情况。便主动而情不自禁地喷喷夸赞这个青年的工作和品行;一边不住地把滑到额前的头发推到脑顶上去。郝建国厌烦地截住他的话,问道: “他的政治表现怎么样?” “很好。他是我们厂一连三年的厂级先进工作者。学习刻苦,能结合实际,很有成效。” “我问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是积极的,在运动中表现很好。” “对他母亲死的问题呢?能不能正确对待?有没有抵触情绪?” 花白头发的厂领导看着郝建国冷冰冰的目光,皱起眉头。他对对方问话的内容和审问式的口气明显地流露出不满。他把这在额前的一组头发推上去,回答得冷淡又简捷: “他的母亲正要被平反。” 郝建国听了这消息一怔,暗中庆幸自己来得正是时机。他不想和这位总去弄头发、不大对味道的厂领导多费唇舌,便说: “我见见常鸣本人吧!” 花白头发的厂领导什么也没说,站起来走出去。不多时,一个高高的、结实的青年走进来,说: “我就是常鸣。” 郝建国一眼盯住他,上上下下打量他,目光显得挺忙碌,好象要从对方身上寻找出来什么似的。他丝毫没有因为眼前这个青年曾是他凶狠棒打过的已经死去的女教师的骨肉,而有任何感触和不安,反倒非常仇视他。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有桩隐秘--他早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白慧,就是白慧自己也不知道。在恋爱没发生之前,往往是单方面的钟情、痴情、或自我安慰。那时他还小,不会表白,只想接近她并引以为快慰。从校团总支、红卫兵连部到“浴血”兵团,他一直和她在一起。他所感到的幸福唯有自己懂得。可是自从白慧突然退出“浴血”兵团到坚决奔赴“愈远愈好”的边疆,她好象一只给风卷去的风筝,愈飞愈远,拉也拉不住。他曾几次找到白慧,先是请她回到“浴血”兵团,后是请她留在城市,却遭到白慧的拒绝。他曾猜想过这里边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缘故,但无从得知。白慧和杜莹莹不一样,她不想叫你知真的,你休想知道。这也是他喜欢白慧的原因之一。 在白慧走后一段时间里,他曾给白慧写过一些很热情的信,但他一共只收到两封口信,平平淡淡地回绝了他;此后连张明信片也没再寄给过他。自尊心和感情受到挫伤;爱就渐渐变成恨;这便是杜莹莹说他总是驾白慧的根由。虽然现在他不那样对待爱情了,对这种东西有了新的概念和理解,但他对这个少年时代所爱慕的人却有一定程度的例外。直到今天他才明白,他不能求好于白慧的一个最关键的障碍,原来就是坐在他对面这个陌生的青年…… 今天他来找常鸣有两个目的:一是他与杜莹莹谈过的,要设法使常鸣出证证明他不知道白慧打过他母亲,免除后患;二是要在常鸣与白慧已然破裂的关系中,再切下一刀、彻底搞散了。 他用自己事先想好的办法,先兜着圈儿问常鸣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琐事。常鸣感到困惑,不明白这些话题对他们有何用处,尤其是郝建国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同他谈他的私事.这做法把常鸣搞糊涂了,哪知郝建国在故布迷阵,麻痹他。就在这时,郝建国骤然扭转了话题,非常迅速地问道:“你认得白慧吗?”然后,一双距离很窄的黑眼睛死盯着常鸣。同时,与郝建国同来的那个人打开一个小本子,准备记录常鸣的回答。 常鸣遭到意外的袭击,如同挨了一枪,全身震栗般地一颤。一瞬间,他眼中流露出的全部心理,都给郝建国敏锐的目光捕捉去了。 “我认得。”常鸣说,极力恢复平静。 “你怎么和她认得的?”郝建国要乘对方混乱之际多弄出一些实情,所以追问得很紧。 “我救过她。那次在公园,她掉进湖里……” “不用说了,我们全知道。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偶然相识。” “后来发展成什么关系?” “熟识。”说到这里,常呜已经平静下来,思路也清楚了。 “她找过你几次?”郝建国问。旁边一个飞快地记录着,钢笔尖在纸上嚓嚓响。 “十来次。” “你找过她几次?” “我没去过她家。” “真的吗?” “真的!我不认识她家。” “你们什么时候中断的联系。” “认识后的两三个月。” “为什么?” “因为--”常鸣想了一下,说,“因为她不来找我,就中断了。” 其实,郝建国已经知道事情的底细,不是他不想揭露,而是不能揭露。他所需要的回答恰恰不该是事情的真相。他脸上没有一点反应,问话转到另一个内容上: “你们都谈些什么?” “很少谈话。我们的关系一直到中断的时候还是陌生的。她来找我,只是出于感激而来看望看望,因为我救了她。” “你知道她的情况吗?” “不详细。” “你听说她打过人吗?” 常鸣听到这个问题,他的表情变得很难正确描述出来。大概因为他这一瞬间反映出的心理活动太复杂,他低下头沉默了,没有及时回答。郝建国怕常鸣由于憎恨白慧而说出事实,便改变了问话方式: “她说她没打过人。” 常鸣抬起头来。他的脸色灰白而难看,终于这样回答: “这个……我不知道。” 郝建国露出笑容,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正是他所希望和需要的回答。由此他也猜到了直到现在白慧在常鸣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他要借此,把得到的回答落实得再具体一些。 “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被……被打死的!” “被谁打死的?” “第四中学的几个人。这件事军管会和第四中学的革委会都知道,正在调查。” “她没在别处挨过打吗?” “我不知道。” “白慧没打过吗?”郝建国又一次突如其来地问道。 “没,没有” 郝建国立即站起来,从同来的那人手中要过记录,逐字逐句看过一遍后交给常鸣,口气变得缓和又客气: “你看一遍,如果属实,就请你签名并按个手印。” 常鸣看过后放在桌上,垂下头没有说话,仿佛他心里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郝建国从公事包里拿出一个圆形的红印盒,打开盖儿,咔嚓一声放在常鸣面前的桌上。常鸣迟疑地伸出手指,指尖微微发抖,在印盒里一个劲儿地按着,好象下不了决心把手指抬起来似的,直把整个指尖都沾满了粘糊糊的红印油。 “怎么?你的话不属实吗?你如果听说白慧有什么问题就揭发吧!” 常鸣忽然冲动地、神经质地把血红的手指猛抬起来,在记录纸上狠狠按下,又好象咬住了似的,手指按在上边停了半天才拿开,纸上便留下他清晰的指印。他做了一个违背事实的、对不起死去的妈妈却有利于白慧的证明。他扬起头来。郝建国看到他前额全是汗水,神情痛苦,泪水在眼眶里晃动。郝建国完全明自他是什么心情,只装没看见。 “请问你们,她在哪里?”常鸣沉了一会儿,问道。 “谁?” “……白慧。” 郝建国膘了他一眼,问: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否则就不会问你们了。” 郝建国停顿片刻,眼珠移到眼角上,跟着又移回来,反问常鸣。 “你问这个做什么?” “……没有目的。” “那你就没必要知道了。” 屋里静了一下。常鸣又问: “再请问你们,要我证明这个做什么?” “对不起,这是专案工作,性质是保密的,也不能告诉你。我们只是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相信你的话,相信经你盖手印作证的全是事实。刚才你的领导赞扬你对党很忠诚,在我们短短的接触中已经深有所感,你是不会对党说瞎话的。希望你始终如一。至于白慧--”郝建国换了一种关心的口吻说:“你以后可不要再和她接触了。” “她……怎么了?” “我们不好告诉你。不过请你相信,我们是爱护你,为了你好。” 说到这儿,郝建国从常鸣脸上表情的变化看出自己的目的和期望的效果都已经达到了,便站起身,表示常鸣可以走了。常鸣走后,他便找来那个花白头发的厂领导,办好取证的手续。在回去的路上,郝建国嘱咐同来的人不要把今天的事对任何人讲,然后跑回家,趴在桌上,给白慧写了长长的一封信。 二 -------------------------------------------------------------------------------- 在张家口正北数百里的地方,是一片干燥、平荡荡、浩茫无涯的高原。高原上没有突兀的大山和幽深的峡谷,最多是些碟子样的浅浅的盆地。到处铺着黄橙橙的细沙,长满丰茂的绿草;大片大片乳白色的羊群在上面蠕动。晨曦中,草原是蓝色的,远看就象反映着蓝天的巨大的湖泊;羊群便是飘曳的云影。还有一群群馒头状毡房和积木似的新房舍点缀其间,充满高原草原所特有的空阔、清新和恬美的诗意。 锡林郭勒盟包括的十来个旗县就散布在这儿。盟的繁华中心叫做锡林浩特,是个有新兴气象的小城市,却也有着悠长的历史。市区正北有座三四百米高的小山,形状如毡房。因此得名叫做敖包山。它在平得象绿色的大纸板似的草原上乳头般地凸出来,非常惹目。早在远古,人们从漫无边际的草原上到这儿来,就以它为标志。山上有座古庙,庙院内保留着一株盘根错节、生长于唐代的古槐。凡是在草凉上生活了三四十年以上的人,没有没见过它的。 五月在这里,很象内地的阳春天气。阳光把空气晒得暖融融。到处那么透亮、干净,好象都用清水洗过、罩了一层玻璃似的;草原早就绿了。百灵鸟在很高很高的空中鸣啭,根本看不见它们;只有一阵阵银铃般动听的鸣唱洒下来。敖包山开满了杏花与桃花。这些花香混同高原上青草的气息,给风吹得到处飘散。虽然气味变得淡薄了,但此地人对这种气味非常敏感,一当闻到它,便油然生发一种对珍贵的往事深沉的眷恋……这个季节,很多人都来登山,站在山顶放目远眺,伸向天边的草原的绿色,会把人们的思绪带得一样远。离人遥远的事情总是属于将来的,或者是过去的。连外地来的客人仁立山顶欣赏这种景色时,也会引起联想,唤起记忆或幻想中的形象而流连忘返…… 常鸣在山顶上足足站了两个小时。他在暮色中走下来,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的感觉。短外衣的袖筒里带着些草原醉人的气息。 他回到市区大街的一家招待所里,进了自己的房间。多日里对面的床一直是空的,现在却放了一个褐色的大手提包,肯定新来了一位客人。再一看,桌上摆了许多点心水果,还有一张便条裹着一张长途汽车票。他看过便条才知道本地拖拉机修配厂的同志们已经替他把明天返回去的汽车票买好,约他明天在车站上见;桌上的点心和水果是留给他吃的。 前几个月,这里的拖拉机修配厂去到常鸣的工厂请一名技术员,工作期限半年,帮助解决些技术问题。常鸣虽然不是专职的技术员,但他很刻苦钻研,对于解决非一般性的技术问题都能胜任。领导很信任他,就派他来了。他在这儿工作不到三个月,一切进行得挺顺利,问题都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他打算明天离开这里返回去。敖包山是草原上的名胜古迹,他来后工作很紧张,一直未能去玩玩。所以今天下午抽暇去一趟,又怕修配厂的同志们知道了要陪他去而耽误工作,便没有声张,自己俏悄去了。 他吃了一点东西。只听屋门“哐”地一响,走进一个块头很大的男人,斜背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两步就走到常鸣面前,简直可以说是闯进来的。这人的脸通红通红,显然喝了酒。他的鼻子、眼睛、嘴、耳朵都是大号的,伸过来的一只大手紧握常鸣的手。这手又热又肥厚又柔软,象个胶皮的热水袋。 “我叫马长春,就是长春市的‘长春’那两个字,你就叫我老马好了。我是独唱演员,在沈阳工作。” 他的嗓音明亮、圆润、柔和,底气很足,显然在发音和用气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常鸣想起他曾经是位颇有些名气的歌唱家,不过近几年似乎销声匿迹了,听不到他的歌声了。常鸣摇了摇他握着的手,热情地说: “我叫常鸣。听过您的歌,您唱得很好。” 马长春先是兴奋地睁大眼,接着摆摆脑袋,叹口气说: “那是当年‘过五关’时候的事了,现在‘走麦城’了。不提那段儿啦!”他说着,把挎包摘下来扔在床上,又摘下帽子扔在一边,满头浓密的黑发立即象钢丝那样翘了起来,有几撮竖得直直的,那神气仿佛在说“你压不倒我:”他拿出烟递给常鸣一支,常鸣推回去,表示不会抽烟。 马长春极爱说话,说起来滔滔不绝。而且爱议论不平的事和谈论自己。不知是过量的酒精造成的,还是一种天性。 “我以前唱的都是抒情歌曲;现在呢?只要激情,不要抒情。歌儿不应该唱,而应当喊,拚命地喊,直嗓门,音量愈大愈好。最好是如雷贯耳,震聋观众的耳朵!因此,我来这儿,想调到这儿来工作。在草原上唱歌,你有多大音量也不够用的。哈哈,我这是笑话。我是给一群非常革命派挤得没饭吃了!哎,老弟,你说说看,凭我这几句话能定上什么?”常鸣笑了笑。他习惯于用笑来回答生客。他并非没有主见,而是怕找麻烦。因为生活中专门有一批人靠找碴整人活着。他们善于在干净的地方发现污点。再把污点放大数百倍,乌黑一片地涂在你的脸上…… 老马又来问他了: “哎,老弟,你是极左分子吗?是靠小汇报过日子,还是靠勤劳、实干和能力生活的人?你是不是也想拿个小本子把我的话都记下来?” “我希望咱们谈点别的。”常鸣微笑着说。 “噢!”老马张大嘴朗朗地笑了,指着常鸣说,“老弟,我头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正派人!你准打心眼儿里就憎恶林彪那种人,你决不会为了往上爬而陷害好人。对不对?嘿!我的眼睛可厉害呢……当然,有时我也会把人看错,那就是每天围着我转的几个非常的革命派。他们过去和我要好,我信以为真,不分彼此。后来整我最厉害的恰恰就是他们几个。他们搞我的主要罪状是十年前我在电台演唱过一些外国民歌。按照他们给我定罪的逻辑:产生那些民歌的国家。只要现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他们就说我宣传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呢,而我也唱过不少的革命歌曲呢,嘿,他们提也不提。或者说我是为了宣传封资修故意设置的障人耳目的红色挡箭牌。然后,他们又在我身上找一些缺点,无限上纲,或者胡乱给你歪曲。比如有一次歌舞团举行庆祝新年的基会。我平时很少喝酒--你知道,歌唱演员是不适宜喝酒的。那天大家逼我喝,我喝了两盅就醉得不成样子了,这就成了我运动中的一条罪状。他们说我对现实不满,借酒滋愁。再比如,有一次我下乡演出,街上有个女人卖咸花生,我买了几角钱的吃,他们就说我支持资本主义……诸如此类,全都拉在一起。你想想,老弟,我又宣传封资修,又支持资本主义,又对社会主义不满,我成什么人了?于是他们搞我,所用的办法你根本想不到。他们知道我有说梦话的习惯,每晚在我床边安排一个人,守着我,就象守灵似的,手里还拿个小本本,专门记我的梦话。他们说,一个人的梦话最能反映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据他们说,一次我在梦里叫了一声‘火’,转天就足足审了我四个小时,问我要烧什么?他们就这么搞我!如果有可能,他们会在我的肛门上也安装一个窃听器,连放屁的声音也要分析分析呢!老弟,你不要笑,他们办的愚蠢的事多着哪!这是革命派吗?我只能称他们做‘非常革命派’。就这样,他们‘非常革命’地挤进领导班子。现在呢,落实政策了,当权派恢复了职务;我也被落实了。你想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怎么肯把一个关在笼里的鸟儿放了呢?他们整天什么也不干,摆弄人、折磨人已经成了一种嗜好。这也是他们用来表现自己‘非常革命’最便当、最省力气的方式。但落实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不能公开对抗,就暗地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复辟行动’。我猜他们的小本子上又记得满满的了。因为他们不断抛给我的眼神等于告诉我了。谁知道,现在有些人拚命叫喊‘复辟’、‘回潮’,安什么心?自然报上也这么说,咱就不好议论了。我受不了这种精神负担,只要一激动,晚上准失眠。这纯粹是给他们记录梦话时搞的。这样下去,身体非叫他们弄垮了不可,所以我要赶快离开他们。正巧听说这里的歌舞团需要独唱演员,我就跑来联系。我要到这里来好好为牧民们唱一唱,我要让自己的歌声在草原上飘荡。多年来,我唱不了歌,喉咙里好难受呀!”老马的眼睛在灯光里亮晃晃。他好象在克制自己,泪水汪在眼眶里,没有落下来。他对常鸣说,“你那里怎么样,有没有这种‘非常革命派’呢?” “臭虫跳蚤哪儿没有?有人的地方就有,否则它们就活不了。它们是靠吃人血活着的。”常鸣愤懑地说。显然他给马长春的遭遇激发起来。 马长春听了非常激动。痛苦的人受不了的往往是同情。他睁大眼,泪珠双双掉下来。他叫着: “说得对,老弟。我猜想你也是个受害者,对不对?不过,你年轻。不会象我这样,给他们害得这样苦!” 常鸣默然了。他和马长春不同,他从不肯把内心的苦楚对人讲,而能够把生活中的种种感受锤炼成思想。此刻他胸膛里充满有力的情感,神情刚强又凝重。他说:“受害的何止你我。重要的是党、国家、人民,是青年一代……”他一时要说的话太多,不免停顿下来。 “对!”马长春跳起来,大手一把抓着常鸣的胳膊,连声叫:“好,好,好,说得好!”他冲动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厚厚的嘴唇抖索不止,惊讶地望着这个不大熟识、貌不惊人的青年人。他觉得这青年人非同一般,感情深沉,朴实又成熟,内心的东西似乎很丰富。还有一个很开阔的精神境界,比自己显得厚重得多。“老弟,你好象比我看得开、看得远些。我……” 常鸣瞅了马长春一眼。他知道,一个人大痛苦了,常常会跳不出自己的圈子。在这点上,他有过更深的体会,便不禁间g: “搞你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实告诉你吧!最凶的两个都是我的学生!”马长春变得怒气冲冲,嗓门大而明亮。声音撞在四面墙上,发出嗡嗡的回p。 这里的故事想必又曲折又令人气忿和伤心。马长春抓起桌上的杯子,把半杯水两大口喝下去,又点上烟,狠狠吸了一阵子,扬起头刚刚要讲这段事,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两个姑娘,一看模样就知是内地来的知识青年。一个胖胖的,另一个苗条又俊俏,年龄都不过二十四五岁。这两个姑娘一听说脸儿红红的大高个子就是她们要找的大名鼎鼎的马长春时,便笑嘻嘻又非常热情地请他去楼上作客。经过简短的对话,才知道她们是盟里从各个旗县临时抽调上来的理论学习班的学员,就住在招待所的二楼。她们从招待所服务员那里得知歌唱家马长春今天刚到,就住在这间房子里,立即来邀请。当然是想听听马长春的演唱了。 “您只要为我们唱一支歌就成。我们要求不高,就是太想听您的歌了!”胖姑娘说。 “您要是不唱,来作客我们也同样欢迎!”俊俏的姑娘微笑着说。 她俩的态度真诚又恳切,还含着一种敬意。即令是倔犟的人也不好推辞呢!一个真正给过人精神力量与美的感受的艺术家,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于现在的马长春来说就非比寻常了。这等于是马长春的价值的一种见证,还等于告诉他,人们还记得他,没忘了他。 “你们别这么客气!”马长春顿时显得很受感动,兴奋极了。他摇着肥厚的大手,说:“你们想听我的歌,只要招呼一声‘老马,来呀,唱吧!’我就来了!” 两个姑娘都欢喜地笑起来。她们殷勤地为老马把房门打开。 老马激动地在原地转了两圈。他好象要拿什么东西又忘了似的。突然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额,说:“原来在这儿--”跟着蹿到桌前,抓起烟盒,又掏出一支烟递给常鸣。常鸣笑了: “我说过,我不吸烟。” “呵,我真是忘性比记性大。哎,老弟!你也来吧!我刚才听眼务员说,你明天就走了。差一天咱们此生也许就根本不会认识了,真是‘有缘千里能相会’。我应该给你留下一点歌声作为纪念,你听了我的歌会更了解我……” 常鸣也很想听到他的歌,高兴地一同去了。当他们走在走廊上,老马突然站住对常鸣说: “老弟,我想求你点事。” “什么事?” “请你替我买几片安眠药、我今天太激动了,晚上肯定会失眠。药店就在大门口往右边五十米远的地方,我怕一会儿药店下班了。” “可以。”常鸣答应他。。 马长春掏出钱,常鸣客气不要,马长春把钱使劲塞进常鸣的衣兜里。 “请你快去快回来吧!歌唱家不应该等听众请,应当主动地去邀请听众!好,我们一会儿见!” 马长春说罢,随那两个姑娘上楼。常鸣往大门口走去,耳听他们上楼的脚步声、姑娘们清脆的笑声和马长春宏亮的大嗓门: “你们向往北京吧!好,我先给你们唱一支《北京赞歌》……” 小药店已下班关门了。常鸣向一个路人打听还有哪个地方售药。这个路人倒挺有办法,他叫常鸣去医院看病,就可以买到药。 “这儿有两所大医院,晚间都有值班的。一所是盟医院,,另一所是旗医院。盟医院比较近。你看见前面那个亮着碘钨灯的地方了吧!打那儿往西拐,只过两个小路口就到了。” 常鸣找到这所医院。这是座平顶的、白色的、漂亮的建筑物,在夜色中依然能显出这些特点。院子很大,一些影影绰绰、辨认不出名目的花儿在重重暗影中散发出浓郁的芬芳。两盏蛋青色筒形的壁灯在楼门口两旁放着柔和的光。几乎没有人,静极了。 他走到楼门口,见壁灯下贴着一张大红纸的感谢信。 他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正要推开门走进去,却忽然全身微微一震,停住了。这张感谢信的题目是“感谢我的救命恩人白惠同志”。他忙看了信的内容。上边说:前不久一个夜晚,牧民布合(写这封公开的感谢信的人)从马上掉下来,被经过的一辆拖拉机把腿轧坏了,流血过多,昏死过去。开拖拉机的司机把他送到这儿来抢救,必须赶紧输血。他是“O”型血,急诊室的“O”型血暂时没了。在医院值班的几个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个临时在这儿学习技术的赤脚医生白惠是“O”型血。她立即给布会输了二百CC,但还不够。据说这个“白惠”很瘦弱,身子又虚。在这牧民的生死关头,她坚持又献出了一百CC。布仑得救了。布会对这个赤脚医生的感激心情用了一连串“救命恩人”的字眼来表达还嫌不够…… 感谢信上对白惠所用的代人称是“她”,而不是“他”,无疑这个白惠是女的。 “白惠?难道是她?会有这样巧?她难道支边到这里来了?”常鸣想着,跟着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对,这上面写着的是‘白惠’,而她是‘白慧’。音同字不同,不是她!”他推开门走进急诊值班室。 值班的是个蒙古族的女医生,四十多岁,脸盘短而宽,皮肤黝黑而滋润,会说汉语,态度很和气。她听说常鸣因买不到安眠药而来看病,便咧开薄薄的嘴唇笑了笑,给常鸣开了一张取药单。 “你直接到走廊东头的小窗回去取吧!不用挂号了。” 常鸣谢过她,走到走廊东头。这儿有个小小的玻璃窗口。玻璃是磨砂的,窗口是半圆形的,里面点着灯,窗口很明亮。常鸣把取药单递进去:“多少钱?” 他从窗口往里看,桌前坐着一位工作人员,穿白大褂,戴白布的无檐帽和挺大的纱布口罩,正在低头看报纸,看样子是个女护士。她没抬头,而伸出一只手熟练地接过药单并放在眼前铺开。忽然,她的眼睛仿佛在药单上停住了。长长的眼睫毛惊跳了一下,猛然抬起头来。 常鸣简直不能相信,在这自布帽和大口罩中间一段白白的脸上,一双非常熟悉的、细长的眼睛睁得极大,极其惊讶地直对着他。这正是白慧!太意外了的巧合使双方都惊呆了! 常鸣就象触了电似的,浑身一抖。他猛转过身,药也没取就离开了窗口。他大步走到楼门口时,只听后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赶上来。他赶紧推开玻璃大门走出去。刚刚下了两磴台阶,身后边响起二个痛苦的乞求似的哀叫声: “常鸣,你先停一下……” 常鸣在台阶中间站住了。役口头,却看见白慧的影子清晰地印在他的脚旁。 “你……你好吗?”白慧说。她站在台阶上边,两只手好象不知该放在哪儿而合抱在胸前。 “嗯。”常鸣的冷冷的声音。 “你来做什么?” “办事。” “你,你住在哪儿?”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随后便是沉默。这是一种尴尬、紧张和可怕的沉默。白慧见常鸣的右脚又下了一磴台阶,她就象要去抓住断了缆绳、很快就要被风浪带走的小船似的,急切地往前走了两步,两条瘦瘦的胳臂伸向前,声音哀颤: “常鸣,你真的永远也不能原谅我吗?” 常鸣给这痛彻心肺的呼声打动了,慢慢扭过头来。当转过半张脸的时候,忽然又下狠心似地重新转回头去,坚定地迈着大步走了。 他走了,没听见身后发出任何声音,即便有任何声音也不会使他再回转身来。就这样,他回到招待所,没上楼,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锁上门,关了灯,一个人在黑暗中来回走着。在一个很高的空间里,响着马长春动听的、充满情感的歌声,这支歌他从来没有听到过; 迎接你,美丽的朝霞, 因为你是太阳的翅膀。 你是驱逐黑暗的利剑, 你是诛灭妖魔的钢枪。 你不怕鸟云遮掩你的身影, 你不怕黑夜吞没你的容光; 那是短暂的,转瞬即逝, 明天早晨,就是你的希望。 你在赢得光明的天空中, 你在争得胜利的大地上; 你还是五彩缤纷的画笔, 把人间,把生活变成瑰丽的画廊…… 这歌声一忽儿变得温和又深沉,好象一条雪白的云带飞远了,一直飞到他白天在敖包山顶极目所望的地方。一忽儿又带着激昂的节奏,象飞泉落人谷底那样在耳边轰响。在他心中激起无限的、刚毅的力量,唤起对生活饱满的信心与热望。使他一个人在屋里再也呆不住了。他打开门,跑上楼,一头闯进那充盈着歌声和笑声的房间里。 马长春惊奇地望着常鸣脸上的泪光和冲动的表情,莫名其妙地睁大眼睛。跟着,他大步走到常鸣面前感动地叫道:“老弟,我说你为什么半天没来呢!原来你一直在门外偷听我的歌!我知道,你受感动了!你刚刚听到的这支歌正是我自己作的。老弟你呀,原来是我的知音l”他一双大手紧紧拢着常鸣的肩膀,大颗大颗的泪珠不住涌出来…… 当晚,马长春由于过分激动,又没有安眠药,怎么也睡不着了,索性滔滔不绝和常鸣大谈起来。常鸣的脑袋都快炸了,哪里听得进去别人的话。马长春还总问他: “怎么?老弟,你睡着了吗?” 直到后半夜,马长春实在太疲乏了,说着说着,字儿渐9咬不清楚,跟着放出鼾声。声音在胸膛里如同拉凤箱。 常鸣却通宵未曾合眼。 在夜的黑暗中反复而交替地出现两个人的面容,一个是白慧,一个是他的妈妈。一会儿是几个月里他和白慧相爱时的种种细节,一会儿是二十年中妈妈种种慈爱的音容。这是两种不同的情感,互相不能替代,一样的牵肠挂肚。然而,当妈妈临终时遍体鳞伤的惨相浮现在眼前时,这两种情感竟化做战场上相对的刀枪,铿铿碰撞,发出嘈杂震耳的轰鸣……一会儿又是白慧的哀求:“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一会儿又是妈妈临终的遗恨:“这些法西斯!”…… “妈妈,我应该不应该原谅她呢?”他心中嘶哑地叫着这个声音。 谁来回答他? 几年前,当他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曾打过自己的妈妈,断然和她一刀两断。他没赴约去东大河大湾渡口的大钟下与她会面,从此两人再没见过。然而,情感的丝缕最难切断,时时还牵扯着他的心。他冷静下来,却想不明白这样一个心地纯洁、诚挚认真的姑娘怎么会去打人?难道她给自己的印象是一种假象?不,如果这样,她就不会承认那一切…… 随着政治斗争的反复与深化,随着善于思考的常鸣对这斗争的性质和本质看得愈来愈清,他渐渐认识到白慧是被某些阴谋家欺骗和利用的人,他开始从这一点上原谅她了;甚至产生一种帮助她廓清迷雾、悔过前非、摆脱痛苦的恢弘而正义的激情。他想去找她--尽管并不知白慧早已离开城市--可是每每此时,死去的妈妈便好象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立刻迈不开步子了。是呵,怎么能去原谅一个打过自己妈妈的人呢?妈妈在九泉之下要恨死自己呀! 他在理智上原谅了她,感情上却做不到。 前年,那两个不明身分的人找他调查白慧,使他对白慧有了新的看法。这两个人怎么知道他与白慧的关系呢?白慧在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那个瘦瘦的外调人员嘱咐他“不要再和白慧接触了”呢?当时,虽然他由于感情的缘故,出证否认白慧打过自己的妈妈,但事后他对白慧发生怀疑,甚至产生一些很坏的猜想。可是这些猜想却不能与白慧曾给他那些美好的印象重迭一起,统一起来。他留恋着无限温馨的往事,尽管他猜疑这往事可能是一个可怕的骗局。 这样,今天在医院意外碰到白慧时,他便再次拒绝了她。 现在,想起刚才那一幕,想起白慧那痛彻心肺的哀求声,想起那份赞美她的感谢信,种种猜疑就象投进热水里的冰块,顷刻融化和消失。虽然那个外调人员的话仍象一个噪音干扰着他,却很微弱,给心中重新卷起来的情感的浪涛声吞没了。他又开始同情她、可怜她了S尤其是那痛苦的哀求声深深打动他,总在耳边萦回。到底他该怎么去做呢? 第二天一早,他告别了马长春,走向车站。远远见红旗拖拉机厂的几位领导和同志在等候他,汽车也停在那里。 忽然,他觉得,好象有什么东西要远远地把他拉走,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后边牵住他。他猛然妞过身,直朝昨晚那座医院走去。他走着,走着,眼前又出现妈妈临终时悲惨的形容。这幻象太逼真了。而且十分固执地挡在他面前。他停住了,直条条地足足站了几分钟。最后他下了决心似地硬转回身,迈着大步重新奔向车站。 他上了车。拖拉机厂来送行的几位同志见他神情恍惚,以为他生了病,请他多留两天,他却执意要走。 车开了。直走出很远的地方,他还扒着车窗朝这边看,仿佛要看到什么人在这边出现。 他哪里知道,昨夜,一个姑娘孤零零在这里站了个通宵,天明时才离去,就象当年那个风雪之夜在东大河大湾渡口等待过他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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