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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文学小说 > 铺花的岐路 > 第一卷(三、四)
第一卷(三、四)
公园的大门早被一群大学生用大字报封死。他们谴责这里是“少爷小姐消闲享乐的乐园,是阶级敌人逃避革命的避风港,是培养资产阶级情调的温床”……大字报白纸上的墨笔字,个个都有椅子面一般大,拉开一种不可侵犯和违抗的架势。此外,还贴了一张学生们自撰的要“永远”禁园的通令。
  几个月来一直是这种样子。公园的工作人员改从一个窄小的旁门进出。园内的野草都快长疯了。
  昨天是国庆节。大批学生和工人群众组织来这里搞庆祝活动。人们喊着:
  “放屁!谁说无产阶级不准进公园?”
  大门就被轻易地冲开了。那张禁国令的有效期只好截止到昨天。
  今天是十月二日。天气好。无论阳光照在脸上,还是风吹在脸上,都柔和而舒服。郝建国的连队在这里庆祝国庆,随后就分散活动。白慧和六七个女同学分开上了两条船。她们都不会使桨,几个人的胳膊全累酸了,船离岸并不远。
  两条船上的姑娘们互相打闹着。使力撞船头,往对方的身上撩水。杜莹莹满脸水珠。她肥胖的手指合拢起来没有缝隙,象只勺儿,把对方一个姑娘的上衣泼得湿淋淋的。长时间来,她们一直严肃地板着面孔,头一遭儿这样开心打闹,笑得也那么尽情。
  唯有白慧没笑,孤零零坐在船尾,身于朝外,光脚丫拨着清凉的、滑溜溜的秋水。船儿摇晃,撩起的水珠儿溅在脸上,她一点也不觉得,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处出神了。
  爸爸的景况愈来愈不佳。他在厂里认真做了十多次检查。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严肃的自我批判。工人们认为他的话实在,没有虚假和藏藏掖掖的地方,态度坦白诚恳,历史又清白,可以通过了。但总有不多的几个人和爸爸纠缠不休,抓住爸爸的缺点错误不放,在爸爸的检查里挑毛病,说爸爸是工厂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死心塌地的黑帮分子”,非把他打倒不可。好象他们几个是和爸爸有私仇的冤家。他们甚至说爸爸是“反革命”,并把这样的大字报贴满工厂内外,也贴到家门口。白慧又气忿一又害怕。她怕不明真相的邻居、朋友、同学、路人真把爸爸当做“反革命”看待。她不敢到别人家串门,连学校也不常去了。爸爸明明是老革命,为什么偏说他是反革命?她气极之下,写了一张支持爸爸的声明。声明上面向外人公开了爸爸和妈妈光荣的历史。她要把这张声明盖在家门口的大字报上,还要找那些人去辩论。爸爸火了,和她吵得厉害极了,骂她“帮倒忙!”爸爸向来没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好象要把心里憋着的闷火全泄给她似的。她委屈又赌气地把声明撕了,哭了一夜
  这期间,白慧的同学们发生了分歧。那个矮个子的副排长马英认为郝建国前一段时间的做法“打击面太宽”、”“动手打人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等等,在连部里与郝建国吵翻了。运动前郝建国做团总支副书记时,马英担任过支委,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总支书记。他俩和白慧关系都不错。郝建国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强,又一直非常肯千,把学校当做家似的,因而深受马英的钦佩和信服。这一点,郝建国都曾愉快地感到了。现在马英这样指责他,他受不了,便骂马英“攻击革命小将”和“替牛鬼蛇神翻案”。两人分裂了。马英不再到学校活动。白慧站在郝建国一边,因为郝建国在她眼里一直是个充满激情、虔诚的革命青年。然而马英的观点无形中碰到了白慧心里的那件事。
  伤快结痴了,此刻又在药膏下隐隐作疼。
  现在她脑袋里象打仗那样太混乱,没能力给那件事作出结论。
  她在摇摆的船上。同学们笑得那么响,她一点儿也没听见。白得刺眼的阳光在坦荡的湖心闪耀一片迷乱的亮点。
  杜莹莹打败了邻船的女友。对方笑嘻嘻地投降了。杜莹莹要跳到邻船上,慰问那几个湿淋淋的败兵。她站在船边刚要跳出去的一刹那,眼底下漾动的水波使她害怕了。但重心已经出去,慌乱中她使劲一蹬船舷,人扑过去。只听“噗通”一声!杜莹莹没有落水,她蹿到了邻船上;这边的船猛烈摇晃着,船上的两个姑娘站不住,都蹲下了。但船尾白慧坐着的地方却是空空的了。
  “哎呀,白慧掉下去了!”
  “哎呀:哎呀--”
  “快救人呀!”
  只见水面上忽然涌出白慧的黑头发和一只白白的手,胡乱抓着;跟着又象水底下有人拉她似的,沉下去不见了。白慧不会游泳。船上的几个姑娘也都不会游泳,急得向四外大声呼救,声调都变了。杜莹莹又哭又叫……
  岸边有人跳下水,奋勇游过来。幸好船离岸不太远,来人飞快赶到。翻身一个猛子扎下去,水面留下两个漩涡。跟着咕噜咕噜漂上来一串气泡。很快,人浮上来了。一个蓝色的,一个绿色的。白慧得救了!
  这人把白慧托出水面,姑娘们抓住白慧的胳膊拉上船。这人也上了船。
  在船上,这人帮助白慧吐出两口水。白慧没有昏迷。她满身是水,倚着一个同学的身子,伸开腿坐在船板上。她扬起了挂着水珠的眼睫毛,直视着救了她的人。同学们也才注意到这个见义勇为的人。
  原来是个青年,高个子,模样普普通通,却显得挺淳朴;黑黄的脸儿,厚厚的嘴唇;唇上生着稀疏的软髭,眼睛非常黑,不象郝建国那样光芒外露,而是含蓄又幽深。他下水前没来得及脱衣服,全都湿透了;湿衣贴在身上,显示结实的身形。他面对白慧站着。从裤腿淌下的水在脚周围汪了一摊。
  “你怎么样?”他问白慧。
  白慧摇摇头说:“没事。”
  “你回去多喝点热姜糖水就好了。哎--”他对姑娘们说,“你们把船靠岸吧!我走了。”
  姑娘们向岸边摇船,一边对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白慧没说。她觉得无论说些什么都显得多余,没份量。人家救了自己呵!
  姑娘们还问这青年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青年无声地笑了笑,作为回答,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做什么事。完全没有施恩求报,乃至接受谢意的意思。
  他脱了鞋,把鞋子里的水倒入湖中。又脱下褂子拧下许多水来。姑娘们争着要把自己的外衣借给他穿。他不要,但穿这件湿衣怎好回去?他只得答应了。杜莹莹把自己外边的军上衣脱下来,摘掉臂章,给他穿上。这件上衣穿在杜莹莹身上显得肥大,穿在他身上却非常合适。杜莹莹说:
  “你穿去吧!你住在哪儿?怎么称呼?过几天我去取好了!”
  “河口道三十六号,我叫常鸣。”他说完马上又改口说,
  “你别来了。还是我给你送去吧!”
  “不,不,我去取!”杜莹莹客气地说。
  “不!”常鸣以坚持使对方服从自己的口气说,“我明朝下了夜班就给你送去。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红岩中学。以前的五十五中学。我叫杜莹莹,她叫白慧。”
  常鸣看了白慧一眼。白慧一直在静静地瞧着他。那张白白的脸习惯地没有笑容,一双给水泡得发红的眼睛里却温和地闪着深深感激的光。
  船靠岸了。常鸣绾起裤腿跳上岸坡。他摇了摇手中的湿衣服说:“再见吧!明天我给你们送褂子去。”就转身走了。
  姑娘们和他道“再见!”白慧站起来目送他。大家全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看着他走进一片给秋风吹得疏落了的小树林子。
  她们也上了岸,岸上围过来几个人。这几个人刚才都目睹到白慧落水又被那个青年奋勇救起的一幕。一个上了年纪、胡茬挺密的人对白慧说:
  “你好险呀!这湖是个锅底坑。你懂得什么叫做锅底坑吗?和锅底一样。人掉进去,一碰到底儿就往中间滑。中间有四五丈深,满是水草。要是陷进那里边,甭说你,就是水性好的人也没命了!多亏那小伙子救了一命呀!”
  另几个人也这么说。听他们的口气,显然都被那个青年的行为感动了。
  他确确实实救了白慧的命呵!
  白慧扬起头,追索般地往大堤那边望去。在那边夹杂着茶褐色的绿柳堤上,走着那高个子青年渐渐远去的身影。
  转夭上午。白慧来到河口道三十六号的门前。她还是穿一身绿,但没戴帽子,一双梳得光溜溜的短辫垂在后肩上。
  这是所旧房子,三层楼的大杂院。残缺不全、满是红锈的铁门大敞四开。门轴已经锈死,固定住了,再开大点或关上都不行了。
  楼房的东侧大墙给爬墙虎浓绿色、巴掌状的叶子盖得严严实实。秋风把一些老叶子染红了,瞧上去斑斑驳驳。窗口处的枝叶都被剪掉,露出一个个方形的洞,当下窗玻璃在幽黑的洞里反着晨光。院里几棵枝叶繁茂的洋槐长得和楼顶一般高。
  院子挺大,安静。由于房身遮翳,大部分躺在凉爽的阴影里。靠墙根停着几辆自行车。扫过的地面又落了许多干卷了的槐树叶子。一个蓬头发的老大娘在门口生炉子,从长筒的拔火罐冒出来的浓白色的烟升到半空中,在阳光里化成一片透明的蓝雾。
  “老奶奶,您这儿有个姓常的吗?”
  “姓常……”她偏过耳朵,干哑着嗓子说,“是姓常吗?没有。”
  “这不是河口道三十六号吗?他说住在这儿呀!姓常,叫常鸣。”
  “没有,没有。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了,从来没有过姓常的。是不是姓藏?姓藏的那家十年前也搬走了呵:没有。你准是把地名弄错了。”
  白慧觉得奇怪。这时,院里跑过来一个十来岁、模样挺伶俐的小女孩。她刚才在院里玩,听见这位老大娘的话,她叫着:
  “呀,张奶奶,您真糊涂。前些天刚搬来的那个人不是姓常嘛!”
  “唷!对呀!您瞧瞧,您瞧瞧!连小丫头都说我糊涂了,可不是吗?!”老大娘皱巴巴的脸带着窘笑说,“对,是姓常。一个单身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儿,对吧!人家天天上班下班碰见我,还和我打招呼,叫我‘奶奶’,我倒把人家忘了。来,您就进楼吧,见了楼梯一直往上走,上到顶头。他就住在顶上边的一间。”
  从这儿看得见那间屋子的窗户,是扁长的,快被爬墙虎的叶子吞没了。大概是间亭子间。
  在楼梯的尽头是个两米见方的小过道。迎面是扇低矮的门,早先涂着白垩漆,已经发黄。门两旁堆着破木头、炉子和炉具、花盆等物。还有一盆玉树没有死,绿叶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这儿的房顶抬手就能摸到,的确是间亭子间。她敲门。
  “谁?”房里有人问。声音微弱。
  “我,我找常鸣同志。”
  “请进吧:门没锁。”
  白慧转动门把,门开了。她走进去。屋里光线昏暗,空气窒息,如同进了山洞一般。迎面的窗子透着厚窗帘,却有一长条的地方没这严,射进一道强烈的阳光,恰好拦在白慧面前,好象一堵固体的墙,反而前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噢,是你。我应当给你把褂子送去。不巧发烧了,叫你跑一趟。衣服在柜子上,你自己拿吧!”常鸣的声音在对面发出。
  白慧向前走了两步,穿过阳光,看见常鸣躺在床上,盖着薄被和一条毯子。
  “你坐吧!这有椅子。”
  白慧坐下。椅子和床之间是一张小圆桌。桌上放着水杯、药瓶、破报纸、书和一只竹壳的旧暖瓶。
  这个还挺陌生的青年面颊烧得很红,白眼球也红了,目光浑浊而黯淡,一些头发贴在汗津津的脑门上。他好象烧得很难受,连打起点精神应酬一下来客的念头都没有了。白慧见桌上有一支温度计。她提着玻璃杆儿横在眼前。银色的水银柱指示数字的一端,停在40度刻度的边缘上。
  “哟,你烧得这么厉害!我,我给你请医生去!”
  “不,不用了……我刚吃了药。”
  “不行。要不我陪你去医院。”
  “不,没关系。我只是有点感冒,没别的病,退了烧就好了。”他从被窝里伸出手用力又无力地来回摇着。他仿佛也有一种拒绝别人帮助的固执的个性。
  白慧拿起桌上的药瓶,是安痛定。
  “你还有别的药吗?”
  “这药很好。有它就足行了!”
  白慧听了,忽然站起身说。“我走一会儿就来。”跟着出去带上了门。
  “你去哪儿?”常鸣在屋里叫着。
  白慧跑回家拿了钱,到了药店急匆匆地问;“有哪种药治感冒、退烧退得快点的?”她扶着玻璃柜台头向里探着,好象要跳进去似的。
  药店的售货员见她这副样子,很觉好笑,但知道她很急,立即说了一长串对症的中西药的药名。
  “一样来点儿吧!安痛定不要了。”她说。
  售货员便一边把各种药的眼法告诉她,一边把几种药按剂量包好放在一个小盒子里交给她。她拿了药付过钱,转身就走。售货员惊奇地看着这个姑娘匆匆离去的背影,对另一个售货员说:“真稀奇!买糕点倒是有一样来一点儿的,买药还没见过。头一遭遇见!”说完,他笑了起来。
  白慧真去买糕点了。还买了一大包鸭梨和苹果,都要最好的。随后她回到河口道三十六号,把这些东西往常鸣床旁的小圆桌上一放。
  “你……”常鸣非常不安。
  “先吃药!”白慧说着一拿暖瓶,份量极轻,“哪儿有热水?”
  “我每次都找邻居要。”
  白慧没说话。下楼找门口那位姓张的老大娘要了一瓶热水。拿回来给常呜斟了一杯。然后把药片从撕开的药盒和纸袋里挖了出来。“先吃阿斯匹灵,快!”
  常鸣对她笑了。笑里含着被对方的真情感动了的意思。他吃了药,把一双胳膊交叉在脑袋下边枕着。
  “你昨天下水着凉了。”白慧说。
  “不是。我夜里没关窗户着了凉。”
  白慧想到他说的不是真情,因为照他昨天在船上说的,他昨天上夜班,夜里不会在家睡觉,显然是下水救她时着的凉,回来就发烧了。
  随后两人无话可说。他俩还很陌生。白慧拿起水果找水来洗。
  “要不要给你家里人送个信?”
  “我家里没旁人,只我自己。”
  白慧一怔,看着他。
  “我是孤儿,早没了父母。”他停顿了一下说:“是叔叔养大的。他前两年也病死了。”
  白慧把水果洗好擦干净,放在一个碟子里,又反复交代了两遍药的眼法,便要返回家去。“再见!”白慧站在门口说。
  “你不用再来了。我明天好了就上班去。”
  白慧没吭声,低头走出去了。她走后,常鸣发现那件借穿的军上衣依然放在柜子上。
  屋里静静的,只有常鸣自己。阳光移到身边的小圆桌上。洗过的、擦得发亮的红苹果,颜色非常鲜亮,散着香气;纯白色的小圆药片一对对排在一张干净的纸上。这个刚走的、脸上没什么表情而话又很少的姑娘,在他心里留下一个最初的、却有份量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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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开头往往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接连下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
  如果白慧第二次来看常鸣,常鸣的病好了,她取走了杜莹莹的衣服,也许下面的波澜不会产生。偏偏白慧再来时,常鸣的病情加重,感冒转成肺炎,她请医生来给常鸣打针,还必须天天来照顾这个无亲无故的青年。
  她一接触到这个青年的生活,才发现单身无靠的人的生活处处都有困难;这种人的生活得不到照顾,没有分工。生活机器上每一个部件照例一样也不能少。如果没能力多照顾一下自己,很多地方只能将就将就。于是,凡白慧见到的都默默帮他做了;做得认真,细心,又诚心诚意。常鸣阻拦她。当他对付不了这个姑娘的执拗时,只能报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微笑,任她去做。
  白慧感到了常鸣有种古怪的自尊心。他不愿意、甚至怕对方因为受恩于己而来感恩报德;不愿做那种施恩求报的庸人。白慧呢?尽管深深感激常鸣的救命之恩,但一直没对常鸣提起过那天自己被救的事。这不单是为了迁就常鸣古怪的自尊心。她的嘴向来是挺硬的,即使由衷钦佩、强烈感激哪个人,嘴里也吐不出轻飘飘的漂亮话。
  在这一点,他们还挺相象呢!
  常鸣病了十多天。两人天天在一起,虽然不大说话,渐渐不陌生了。爱说话的人碰到不好说话的场合会感到尴尬;习惯于缄默的人则不然。无言中,一样可以相互了解和熟悉。白慧从常鸣对待病的态度上看出他是个坚强的人,极有克制力。虽然年轻(他说他二十二岁),却没有一般年轻人的浮嫩。他比较成熟,连模样也显得比年龄大几岁。这一切恐怕都是他长期孤儿生活中养成的。白慧很想知道他的孤儿生活是怎样的,常鸣一字没提到过。他只说自己是红旗拖拉机厂的技术工人,喜欢跳高、游泳、滑冰和看足球比赛,这都是无意中说出来的,不是故意告诉白慧的。白惹不好问旁的,她有什么权利打听别人的私事呢?她偶然间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提到自己从小也没有妈妈,但没讲过妈妈的事。妈妈的历史是神圣的,她从来不随随便便讲给别人听。不肯让人家误以为她拿父母的光荣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她总坐在椅子上,和他只隔着那张小圆桌。
  常鸣在同病魔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使劲皱着眉头,紧闭的眼皮微微抖颤。脸颊一阵烧得通红,一阵变得纸那样白,牙齿咯咯打战,但喉咙里没发出过一丝叫苦的声音。只有一天,他烧得最厉害的时候,昏昏沉沉中忽然叫了一声“妈妈”,眼角里溢出一颗明亮的淡青色的泪珠,沉甸甸滚落到枕头上……这情景在白慧心中唤起了同情。白慧没有妈妈,在病痛中也希求过母性的温存和慈祥的爱抚。况且常鸣是个孤儿,还没有爸爸。
  她见他痛苦,自己也感到痛苦了。每天来到这儿之前,都盼望能够见到常鸣康复的面容。
  过了十多天,白慧盼到了。这天,常鸣击败了病魔,面颊上病态的红晕褪去了,眉头舒展开,好象风暴喧闹的湖面,终于在一个早晨恢复了风平浪静。他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着笑的涟漪,黑黑的眼睛闪出清明的柔辉,一眨一眨看着白慧。白慧忽觉得这双眼睛里仿佛含着一种东西,使她感到一阵慌乱,心儿象受惊的小鹿,腾腾地蹦跳起来。她不由自主躲开常鸣的月光。
  “我好了!”常鸣说。
  “呵,是吗?”白慧役抬起头说。
  常鸣没再出声。白慧大胆地看了常鸣一眼,常鸣低眼看着自己放在胸前的手,手指无意识地动着。他好象也没有勇气来瞧白慧了。突然之间,他们重新变得陌生了。有人说:熟悉中也会感到陌生,大概就是说这种时刻吧!
  白慧慌忙提起暖瓶,转身往外走。
  “我去打点热水。”
  “不,你不用去了。”常鸣说。
  “怎么?”她问。没回头,脸朝着门。
  “早晨张奶奶上来给我灌了一壶,还满的呢!”
  白慧这才感觉到手里提的是装满了水的暖瓶。刹那间好象有什么秘密叫对方发现了似的,她的心猛烈地跳着,脸上热辣辣的,大概很红呢!
  她象一只舵杆出了毛病的小船,顷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乱了,驾驭不住自己,做事颠倒,连最平常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回到家,对着镜子好奇地打量自己,镜子里那个人好象不是自己。然后她朝自己的脑袋击了两拳,悔恨自己刚才莫名其妙的、失常的举动。
  第二天,她来看常鸣,自己已经恢复了常态。神情、举止、做事、言谈都很镇静。她努力收拾起慌乱中所失落的。
  船尾上的舵杆修好了,小船平稳不摇,好象抛了锚。
  她见常鸣的目光不含那种意思了,神态很自如,自己就故意做得更自如一些,说话也随便一些,无意间招致一场冲突,这原是想不到的。
  常鸣下床了,还很虚弱,走了几步摇摇晃晃,和他结实的身形很不调和,只得坐在椅子上。白慧替他收拾床头,发现有几本旧书。她拿起一本翻了翻,皮儿残破,纸又黄。她扔在桌上,随口说:
  “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还不烧了?!”
  这是杰克·伦敦《热爱生命》的译本。常鸣看了她一眼:
  “乌七八糟?你看过?”
  “我不看,这是资产阶级的!”白慧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见解。
  “如果列宁也看过呢?”
  “他看?”白慧怔了一下,马上找到一种按照自己的想象假设出来的理由,“那是为了批判!”
  “仅仅为了批判?谁说的?”
  “我这么想,肯定是为了批判:”
  “如果列宁挺喜欢这本书呢?”常鸣微笑着问。但辩论中的笑,容易被对方误解为一种讥消和挖苦。
  “我,我不知道。可能把它当做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吧
  ……”她迷惘了,停顿了片刻,跟着想急于摆脱这种迷惘似的,急躁地一摆手,“反正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应该看,所有旧的东西都不应该保留,因为……”她不得不又停顿下来。因为她一向认为不值得推敲,非常充分的道理,却没有充分的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甚至没有更多的话来为自己辩解。她有种自我的贫乏感。“反正不应该……”
  “不应该?谁规定的?”常鸣也认真起来。
  “革命!”她说出这个词儿,立刻感到自己理直气壮了。单凭这个词儿,谁也不能反对,拿它足可以压倒对方,她便以一种胜利者的神态反问常鸣:“不对吗?”
  “听起来很完美。”
  “什么意思?”
  “什么叫反革命教师?”常鸣紧锁眉头,说话的口气很本平静了!
  “利用讲台宣传封资修,宣传白专道路,毒害青年,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反革命!”她叫着。细长的眼睛里有股激情,象翻涌的水浪在湖中冲荡。
  “也该消灭吗?”
  “该!”她不知不觉重复起郝建国的话,“革命就要大杀大砍,用革命的铁拳砸烂他们!就是要用红色恐怖埋葬敌人!”
  常鸣猛站起身,两条胳膊激动地抖着。那病愈之后略显消瘦的脸白得非常难看。他给白慧的印象是成熟而有涵养的,此刻不知为什么他却控制不住自己了。冲着白慧喊道:
  “你这不叫革命!是法西斯!”
  白慧惊呆了。这句话竟和那个女教师说过的话完全一样。但现在用这句话指责她的,不是敌人,而是救了她生命的人,自己的人。
  旧伤口崩裂了。她痛苦地垂下了头……
  常鸣一声喊过,自己也呆住了。他好象站立不住那样:一只手撑在小圆桌的桌边上,另一只手捂住了脸。额前乌黑的头发直垂下来。这样一动不动地沉默了多时,才离开桌旁,慢慢走到屋角那边。
  “白慧!”这个声音好象在喉咙里打了两个转儿之后爬出来的,低沉极了。又停了片刻,似乎乎静了下来,才接着说:“请原谅……我太冲动了,话说得也太过分了。你的话刺激了我……我暂时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了什么。但请你相信,我仍然相信你是个好人。你有革命激情、信念和勇气,可是你过于单纯。请原谅我的直率:你的思想是拿口号连缀成的,你却自信有了这些口号就足够了;而对你所信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并不多。革命领袖不是教孩子做事的大人,而是引导人们去思索、去斗争的导师。革命总不象消灭老鼠那样容易。如果你不善于学习和思索,单凭热情和勇气,就会认为那些叫得愈响的口号愈革命,就会盲从那些口号而误人歧途……白慧,我不想教训你。因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教训。”说到这儿,他象吃米饭吃到砂子那样,活动着的嘴巴忽然停住了;随后又说:“我的话太多了。照目前某些人的判断,我这些话应当算反动言论呢!水平线给他们拔高了,原来水面上的东西倒成了水下边的了。正常的变成反常的了。噢,我的话实在多了……你总不会拿我也当做敌人吧!”
  白慧一直低着头,两条短辫的辫梢压在肩头。她的头发软,辫梢象穗子那样散开。她摆弄自己的衣角。
  后来她站起身,说声“再见!”就走了,始终没看常鸣一眼。昨天她也是这样走的,但情况和心情完全两样。
  昨天她象一只快活的小鸭,今天却象只受伤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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