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号:13333709510(微信同号) 13068761630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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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谈到那些从未发现自己的人。在他看来,普通人仅仅发挥了自己百分之十的潜能。他写道:“与我们可以达到的程度相比,我们只能算是醒了一半;对我们身心两方面的能力来说,我们只使用了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人只活在自己体内有限空间的一小部分里,他具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却不懂得如何去加以利用。”
你我都有这样的潜力,因此不该再浪费任何一秒钟,去为自己不是他人这一点而忧虑。“你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全新的东西,以前从未有过,从开天辟地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人完全和你一样;将来直到永远永远,也绝不可能再有一个人完完全全和你一样。遗传学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你之所以为你,是你父亲的23对染色体和你母亲的23对染色体在一起相互作用的结果,46对染色体加在一起决定了你的遗传基因。”“每一条染色体里,”据阿伦·舒恩费教授说,“可能有几十个到几百个遗传因子——在某些情况下,每一个遗传因子都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毫无疑问,我们就是这样“既可怕又奇妙”地被创造出来的。 哪怕你的母亲和父亲注定相遇并且结婚,但是生下孩子正好是你的机会,也只是三十亿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你有30亿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可能与你完全不同。这是科学幻想吗?不是,这是科学事实。 如果你想对这一问题有更深一些的了解,可以到图书馆去翻阅一本名为《遗传与你》的书,它的作者就是阿伦·舒恩费。而我则希望和你更深入一步探讨保持本色这一问题,因为我对此感触颇深。我十分清楚自己所谈的问题,因为我曾经就此付出重大的代价,有过十分痛苦的经历。年轻的时候,我从密苏里州的乡下到大都市纽约去,考进了美国戏剧学院,希望成为一名演员。当时我有一个自以为十分聪明的想法——一条成功的捷径。这个想法非常简单,而且很完美,我很疑惑为什么成千上万富有野心的人居然没有发现这一点。这个想法是这样的,我要去学当年那些有名演员的演技,将每个人的优点学会,使自己变成一个集优点于一身的全能演员。多么愚蠢!多么荒谬!我居然为此浪费了许多时间,直到最后才明白,我不可能变成任何人,只有保持本色才能取得成就。 痛苦的经历应该会令我长久难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并没有吸取教训,以至于又重新接受了一次教训。那是在几年之后,我准备写一本书,一开始就希望它成为公开演说中最好的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又产生了与演戏时一样的笨想法,计划将其他作者的观念照搬过来,全部放在一本书里,使之成为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于是,我买了十几本有关公开演讲的书籍,花了一年时间将其中的概念写进我的书中。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又做了一件傻事,这种一堆庞杂的观念拼凑起来的东西十分做作,十分沉闷,毫无可读性。因此,我将一年的心血全部丢进了废纸篓,一切都重新开始。这一次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本色,无论有多少错误,都不可以变成别人。”我不再试图做其他人的综合体,而是卷起袖子来,做自己本该做的事情。我写出了一本关于公开演讲的教科书,完全以自己的经验、观察,以一个演说家和一个教师的身份写作。我学到了——希望能保持到永远——华特·罗里爵士所讲的那一课。这里所说的华特·罗里爵士,就是那位于1904年在牛津大学当英国文学教授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无法写一本与莎士比亚的书相媲美的书籍,但却可以写一本由我自己写作的书。” 保持自己的本色——正如欧文·柏林给已故的乔治·盖许文的忠告那样。当柏林和盖许文初遇时,柏林已是大名鼎鼎了,而盖许文不过是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作曲家,一个星期只能赚到35美金。柏林十分欣赏盖许文的才华,就问盖许文愿不愿意做自己的秘书,薪水大概是他收入的两倍。“但我建议你不要接受这份工作,”柏林同时也忠告说,“如果你接受了,你可能会变成一个二流的柏林,但如果能继续保持自己的本色,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一流的盖许文。” 盖许文接受了这一忠告,后来他成为美国著名作曲家之一。 卓别林、威尔·罗吉斯、玛格丽特·麦克布蕾、金·奥特雷,还有许多许多人,都曾学过这一章里我希望诸位明白的一课。他们学得很辛苦——就像我一样。 卓别林开始进入电影界时,许多电影导演都坚持要求卓别林去模仿一位当时十分著名的德国喜剧演员,可卓别林一直到创造出一套自己的表演方法之后才开始成名。鲍勃·霍伯也有同样的经历。多年来他一直在演歌舞片,结果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他发掘出讲笑话的能力之后,才逐渐成名起来。威尔·罗吉斯在一个杂技团里表演抛绳技术多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才发现他在讲幽默笑话方面有特殊的天赋。 玛格丽特·麦克布蕾刚刚进入广播界时,曾经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结果失败了。后来她发挥了自己的本色,由一个从密苏里州来的平凡的乡下女孩子变成为纽约一名最受欢迎的广播明星。 金·奥特雷刚出道的时候,想改掉自己的得州乡音。他打扮得像城里的绅士,自称是纽约人,但大家都在背后笑话他。后来,他学会了弹五弦琴,唱西部歌曲,才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演艺生涯,成为闻名世界的电影和广播双料明星。 你应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独特的人而庆幸,应该充分利用自然赋予你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艺术都带有一些自传体性质,你只能唱自己的歌;只能画自己的画;只能做一个由自己的经验、环境和家庭所造成的你。无论好坏,都得自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花园;无论好坏,都得在生命的交响乐中演奏自己的小乐器。 正如爱默生在那篇《论自信》的著名散文中所说的一样:“在每个人的教育过程中,总会在某个时期发现,羡慕就是无知,模仿就是自杀。无论好坏,他都应该保持自己的本色。广阔的宇宙间充满了未知事物,但除非你好好耕种自己的那块土地,否则就得不到好收成。自然界赋予每个人的都是一种新能力,除自己之外,无人知道你能做些什么。” 想培养平安、消除忧虑的心理,以下是第五条规则: “不要模仿他人。让我们找回自己,保持本色。” 如果有个柠檬,就做柠檬水 贝多芬耳聋之后创作出了更好的曲子,由此可见,缺陷有时对我们可能会有意外的帮助。 写作本书期间,我曾前往芝加哥大学向罗伯·罗杰斯校长请教如何获得快乐。他回答说:“我一直试图遵照一个小的忠告去做,这是已故的西尔斯公司董事长罗森告诉我的。他说:‘如果有个柠檬,就做柠檬水。’” 这是一名伟大教育家的做法,傻瓜的做法恰恰相反。如果他发现命运只给他一个柠檬,他就会悲观丧气地说:“命运对我如此不公。我已经毫无机会了。”然后就开始拼命地诅咒这个世界,让自己沉溺于自怨自艾中。而聪明人拿到一个柠檬时,他会想道:“从这些不幸中,我能够学会些什么?如何改善自己目前的处境?怎样把这个柠檬做成一杯柠檬水?” 花费毕生精力研究人类行为和人类潜能之后,伟大的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安德尔说:人类最奇妙的特性之一,就是“把负变正的能力”。 以下是一个既有情趣又有意义的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公名叫瑟玛·汤普森,与我相识。她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战争期间,我丈夫驻守在加州莫嘉佛沙漠附近的陆军训练营里。为了与他离得更近一点儿,我也搬到那里去了。我十分讨厌那里,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丈夫经常出差,留下我一个人住在一间破屋里,我便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苦恼中。沙漠的天气令人无法忍受,即使是在巨大的仙人掌的阴影下,温度也高达125度。除了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几乎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而他们又不会讲英语。那里整天都刮风,吃的东西、呼吸的空气,到处都是沙子!沙子!沙子! “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因为痛苦变得一塌糊涂,因此我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我已无法承受了,我要回家,马上就回家,一分钟也不能待下去了。父亲的回信只有两行字,这两行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并且使我的生命为之改观。这两行字就是:‘两个人从监狱的铁栏里往外看,一个看见烂泥;另一个看见星星。’ “我把这两行字念了一遍又一遍,内心充满了愧疚。我暗自下定决心,要发现自己身边有什么美好的地方——我要去看那些星星。 “于是,我与当地的人交上了朋友,他们的友好和好客让我十分惊讶。当我对他们编织的布匹和制作的陶器表示出一点点兴趣的时候,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了我,而不肯卖给观光客。我仔细地欣赏仙人掌和丝兰令人着迷的形态;我了解了许多有关土拨鼠的事情;我踏着沙漠日落的余晖去寻找贝壳——300万年前的这片沙漠曾经是沧海。 “究竟是什么使我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莫嘉佛沙漠没有改变,印第安人也没有改变,而是我变了——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我将以前那些令自己颓丧的境遇变成了生命中最富有刺激性的冒险活动。这个崭新的世界令我为之感动,兴奋不已。为此,我写了一部名为《光明的城垒》的小说……我从自己的监牢向外望,找到了星星。” 瑟玛·汤普森不仅找到了星星,而且找到了耶稣基督降生前500年希腊人传授的一项真理:“最好的都是最难得到的。” 20世纪,哈瑞·爱默生·福斯狄克对这句话进行了阐释:“快乐更重要的并不是享受,而是胜利。”的确如此,这种胜利来自于一种成就感,一种得意,也来自于我们能把柠檬做成柠檬水。 我曾拜访过一位佛州的快乐农夫,他甚至将一个“毒柠檬”做成了柠檬水。当他买下那片农场以后,觉得非常颓丧。那块地条件很恶劣,既不能种水果,也不能养猪,到处都是白杨树和响尾蛇。但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将自己所拥有的变成一种资产——他想将那些响尾蛇利用起来,做成罐头。这种做法令许多人大吃一惊。但几年前,我去拜访他时发现,每年前来参观响尾蛇农场的游客差不多有两万人。他的生意很成功,养殖场的响尾蛇取出来,蛇毒被运送到各大药厂去制作成防蛇毒的血清;蛇皮以高价卖给皮革商,做成女人的鞋子和皮包;蛇肉罐头远销世界各地……临走前,我买了一张有当地风光的明信片,通过当地邮局寄了出去,发现这个村子已改名为“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为了纪念这位将“有毒的柠檬”做成了甜美的柠檬水的农夫。 我曾来来往往于全国各地旅行,因而有幸能见到许多男人和女人,表现出“把负变正的能力”。 已故的威廉·波里索——《十二个以人力胜天的人》一书的作者——曾经说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要将自己的收入算做资本,任何傻子都会这样做。真正重要的是要从你的损失里去获利。这需要有聪明才智才能做到,而这也正是智者和蠢才之间的区别。” 波里索说这段话的时候,刚在一次火车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我还知道一个断掉两条腿的人,也能变负为正,他的名字叫本·福特森。当时我正走进佐治亚州大西洋城一家旅馆的电梯,看到一个两条腿都断了的残疾人坐在电梯一角的一张轮椅上。电梯停了下来,到了他要去的那一层楼,他问我是否可以让一让,以便他转动轮椅。“十分抱歉,”他说,“这样麻烦您。”他说话时脸上露出一种非常温暖的微笑。 我离开电梯回到房间,脑海里除了这个很开心的残疾人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决定去找他,请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我。 “那是在1929年,我砍了一大堆胡桃木,准备用来做菜园里的豆子支架。我将树枝装在福特车上往回走。突然,一根树枝滑到车下,卡在引擎里,正好车子急转弯,一下子冲出公路,把我甩到一棵树上。我的脊椎受了伤,两条腿也全都麻痹了。 “事故发生时我刚刚24岁,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走过一步路。” 仅仅只有24岁,却被判终身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他是如何勇敢地接受这个事实的呢?我满怀疑问。他说,一开始时也是充满了愤懑,内心痛苦不堪,整天抱怨命运的不公。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他发现,愤怒除了使他对他人的态度恶劣以外令自己一事无成。“我终于意识到,”他说,“人们对我都很友好,很关心,我应该有所回报。” 我又问他,经历了多年的磨难之后,他是否还觉得自己当年所遭遇的意外十分可怕和不幸?他迅速回答说:“不,有时候我甚至庆幸自己有过那一次经历。”他告诉我,当他克服了最初的震惊和悔恨之后,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拼命地阅读,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4年里,他至少读完了1400多本书,这些书将他带进了新的思想境界,使他的生活变得更丰富。他开始聆听优美的音乐,以前让他觉得烦闷的伟大的交响曲,现在使他非常感动。还有一个最大的改变,那就是他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能让自己仔细地打量这个世界,有了真正的价值观。我开始懂得,以往所追求的许多事情,大部分都毫无价值。” 阅读使他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研究公众关心的问题,坐在轮椅上到处发表演讲,并且认识了很多人,人们也开始了解他。如今的本·福特森虽然没有摆脱轮椅,但已经是佐治亚州州政府的秘书长了。 35年以来,我一直在纽约市主办成人教育班。我发现很多成年人对自己没有上过大学表示遗憾。他们似乎将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看成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缺陷。这种观点当然不对,因为我了解到成千上万的成功人士,有的连中学都还没有毕业。为此,我经常给学生们讲一个我认识的人的故事,那个人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那时,他家家徒四壁,父亲去世都是靠亲戚朋友的帮助才得以安葬。父亲死后,全家靠母亲一人在一家制伞厂做工来维持生计,一天工作10个小时之后,母亲还要带一些活儿回家,一直干到晚上11点。 这个在如此艰难环境下成长的男孩,有一次参加当地教堂举办的业余戏剧演出。演出令他十分兴奋,为此他决定去学习演讲。这种能力引导他步入政界,30岁时,他当选为纽约州议员。然而,他对此重任毫无思想准备。面对那些需要投票表决的冗长复杂的法案,他如同看印第安文字一样,不知所措,一筹莫展;当他当选为森林问题委员会委员时,他惶恐不安,因为他从未跨入过森林一步;当他当选为州议会金融委员会委员时,他更是惊恐担忧,因为他甚至不曾在银行里开过户头。他告诉我,当时紧张使他几乎想从议会里辞职,只是羞于向母亲承认自己的失败。绝望之余,他下定决心,每天苦读16个小时,把自己那只无知的柠檬变成一杯知识的柠檬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他从一名地方小政治人物变成为闻名全国的大政治家,因为成绩杰出,他被《纽约时报》誉为“纽约最受欢迎的市民”。 以上所说的就是艾尔·史密斯。 在艾尔·史密斯开始自我教育课程10年之后,他成为纽约政坛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曾四度当选为纽约市市长——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1928年,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了美国总统竞选。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六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授予了这个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 艾尔·史密斯曾亲口对我说,如果当年他没有每天工作16个小时,努力化负为正的话,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尼采曾给超人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在必要情况之下不仅要忍受一切,而且还要喜爱这一切。” 对成功者研究越深,我就越深刻地感觉到,他们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一开始总有一些障碍阻碍他们,而这又促使他们加倍地努力,于是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缺陷往往对我们的人生有意外的帮助。” 不错,也许密尔顿就是因为双目失明,才写出了更好的诗篇;而贝多芬因为两耳失聪,才作出了更好的曲子;海伦·凯勒之所以取得如此辉惶的成就,也许就是因为她听不见也看不见。 如果柴可夫斯基没有沉浸在苦海之中——悲剧性的婚姻几乎使他濒临自杀的边缘——他也许永远也写不出那首不朽的《悲怆交响曲》。 如果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没有经历充满波折的生活,也许他们永远无法写出如此不朽的作品。 “如果没有身患残疾,”那位改变生命科学基本概念的人这样写道,“我永远无法完成如此之多的工作。”达尔文坦白承认残疾对自己有着意想不到的帮助。 就在达尔文在英国出生的同一天,在肯塔基州森林里的一个小木屋里,另一个孩子也降临人世,人生缺陷也对他大有裨益。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也许他永远不可能从内心深处发出在盖茨堡发表的不朽演说,也不可能在第二次竞选演说中说出那句如诗般的名言——美国总统曾经说过的最美最高贵的话:“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恶意,而应该满怀爱戴……” 哈瑞·爱默生·福斯狄克在《洞察一切》一书中曾说过:“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有一句名言可以用来鼓励自己——北风造就了维尔京人。为什么人们都认为具有某种安全感,无须面对任何困难,舒适与清闲,就能够使人变得快乐吗?我的看法正好相反,顾影自怜的人永远是可怜的,即使舒舒服服躺在大席梦思上也不例外。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格和幸福往往受各种不同环境的影响,所以我再说一遍:北风造就了维尔京人。” 如果我们无比丧气,觉得自己根本无法将柠檬做成柠檬水,那么请试一试以下两点理由,它将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只赚不赔。 第一条理由:我们可能获得成功; 第二条理由:即使没有获得成功,仅仅抱着化负为正的愿望,也会使我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因为用积极的心态来代替消极的心态,能激发人的创造性,能让我们无暇也没有兴趣去忧虑已经过去的事情。 有一次,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欧利·布尔在巴黎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演奏过程中,小提琴的A弦突然断掉了,但他依然用另外三根弦拉完了曲子。“生活也是这样,如果你的A弦断了,就用其他三根弦将曲子演奏完。”哈瑞·爱默生·福斯狄克说。 它不仅仅是生活,它比生活更有意义——它是一次生命的胜利。 如果我能做到,我一定会将威廉·波里索的这句话刻在铜版上,挂在每所学校的墙上: “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要将自己的收入算做资本,任何傻子都会这样做。真正重要的是要从你的损失里去获利。这需要有聪明才智才能做到,而这也正是智者和蠢才之间的区别。” 因此,培养能带来平安和快乐的心理,第六条规则是: “当命运交给我们一个柠檬时,让我们试着做一杯柠檬水。” 你要快乐起来 快乐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但只有让他人快乐才能使自己变得快乐。 开始计划写作此书时,我曾悬赏200美金,以“如何快乐起来”为题,征集最能打动人心的自我激励的故事。 此次征文比赛有三位评委,分别是东方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艾迪·雷肯贝克、林肯纪念大学校长史都华·麦克柯里南博士、广播新闻评论家卡谭·波恩。然而,我们收到的稿件中有两篇非常优秀的作品,使三位评委无法取舍,只得让两名应征者平分了奖金。下面就是得奖故事之一,作者是密苏里州春日镇的波顿先生。 “我9岁失去了母亲,12岁又失去了父亲。”波顿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母亲是在19年前的某一天突然离开家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见过她带走的两个妹妹。直到离家7年之后,她才写信给我。父亲死于母亲离家3年之后的一次车祸。他与别人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合伙买下了一间咖啡店,后来合伙人趁他出差时把咖啡店卖了,卷款潜逃。朋友打电报给父亲,让他赶快回来处理此事,匆忙间,他在堪萨斯州沙林那城发生了车祸,一命呜呼。我有两个姑姑,又穷又老又病,她们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中的三个带回了家,留下我和弟弟没有人愿意收留。尽管不愿意被人看成孤儿,然而无可奈何,我们也只能乞求人们的帮助。我在一户穷人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不久男主人失业了,也就无法再供养我了。后来罗福亭先生和太太收留了我,让我住在离镇上五六公里远的农庄里。 “罗福亭先生70岁,患有俗名‘缠腰龙’的带状疱疹,整天躺在床上。他告诉我,只要不说谎,不偷东西,听话做事,我就能一直住在那里。这三道命令成了我的圣经,我完全按照这一标准生活。后来我上学了,可第一个星期我就像婴儿般躲在家里号啕大哭起来。许多孩子故意找我麻烦,取笑我的大鼻子,说我是个笨蛋,喊我‘小臭孤儿’。我伤心极了,想去打他们,可罗福亭先生说:‘永远记住,能走开不打架的人,要比留下来打架的人伟大得多。’所以我坚持忍受,不和人发生冲突。直到有一天,一个孩子在学校的院子里抓起一把鸡屎,丢在我的脸上。我将那小子痛揍了一顿,结果交上了好几个朋友,他们都说那家伙活该。 “我十分喜欢罗福亭太太给我买的一顶新帽子。然而有一天,有个大女孩将我的帽子扯了下来,在里面装满了水,结果把帽子弄坏了。她说自己之所以往里面灌水,是要‘那水能够弄湿你的大脑袋,让你那玉米花似的脑筋不要乱爆。’ “我从来不在学校里哭泣,但一回到家里就号啕大哭。直到有一天,罗福亭太太给了我一些安慰,使我所有的烦恼和忧虑一下子烟消云散,并且开始尝试着将敌人变成朋友。她对我说:‘罗夫,如果你能对他们表示出兴趣,注意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想他们也许不会来挑逗你,喊你小臭孤儿了。’我接受了她的建议,并且更加努力地读书。后来我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却没有人妒忌我,因为我总是在尽力帮助别人。 “我帮助班上许多同学提高他们的作文写作能力,并且替他们写作完整的读书报告。有的孩子不好意思让自己的父母亲知道我在帮助他们,常常告诉自己的父母自己要去抓袋鼠,然后一溜烟儿跑到罗福亭先生的农场里来,将狗关在谷仓里,然后让我教他们读书。 “死神扫荡了我们附近的农场,农场里的成年男人都死了,四户人家只剩下我这个惟一的男性,与寡妇们一起生活了两年。每天放学,我都会到她们的农庄上去,帮她们砍柴、挤奶,给家畜喂食喂水。大家都十分喜欢我,把我当成朋友,再也没有人骂我了。从海军退伍时,我真正体会到了他们对我的感情。到家的头一天,就有200多个农夫来看我,有的甚至是从40公里外开车过来的。我一直试图努力去帮助他人,使我没有什么忧虑,13年来再也没有人叫我‘小臭孤儿’了。” 华盛顿州西雅图已故的佛兰克·陆培博士也是如此,他曾因风湿病躺在床上达23年之久。《西雅图报》记者史都华·怀特豪斯写信对我说:“我曾多次访问陆培博士,我从未见过如此无私,如此珍惜每一天的人。” 像他这样只能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如何能好好过日子呢?他是否整天抱怨和批评他人呢?不是的!他是否充满了自怨自艾,急切希望成为所有人注意的中心呢?不是的!他希望所有人都同情他、照顾他吗?也不是。相反,他将威尔斯王子的名言“我为人服务”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搜集了许多其他患者的姓名和住址,给他们写一些充满快乐、充满鼓励的信,令他们振作起来,这样做同时对他自己也是一种激励。他曾组织过一个病人之间保持通信联络的俱乐部,后来还组织过一个称之为“病房里的社会”的全国性组织。 就这样,他躺在病床上,平均每年写出1400封信,人们捐赠的由他转交的收音机和书籍,也为成千上万的病人带来了快乐。 陆培博士与普通人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只有一点:他拥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努力地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任务;他能从那些比个人更高贵的理想中获得快乐,而不会成为一个像萧伯纳所描写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又病又苦的老家伙,一天到晚抱怨这个世界无法让自己开心。” 心理治疗专家阿弗瑞德·安德尔曾有过一个惊人的说法。他经常对患有精神抑郁症的病人说:“如果你能遵照我的方法,你的病会在14天之内痊愈,这种方法就是每天想一想自己如何才能取悦别人。” 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释,并且引用安德尔博士那本著名作品《生命对你应该有什么意义》中的部分内容。 在《生命对你应该有什么意义》第258页,安德尔博士这样写道: “抑郁症患者心中有一股长年不息的怒气和对他人深深的反感。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得到照顾、同情和帮助,但却往往因为自己的内疚感而变得抑郁不乐。抑郁症患者对早期的记忆通常如此:‘我记得自己想躺在长条沙发上,但是哥哥却已经躺在那里了,于是我大声哭叫,使他不得不走开。’ “抑郁症患者通常以自杀作为报复自己的手段,医生提供的第一个治疗方法就是避免他们有任何自杀的理由。而我用来解除他们紧张情绪的办法——也是这种治疗方式中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建议他们‘绝不要做任何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这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却可以深深触及到此病的根源。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能够做到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他还能怪什么人呢?对自己还有什么好报复的呢?‘如果你想去看电影,或者去度假,就去吧。如果走在半路上发现自己不想去了,那就回来吧。’这是人们所渴望获得的最理想的生活,似乎可以满足他们所追求的优越感。他就像神仙一样随心所欲。对于另外一些患者来说,这可能并不是他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他想控制别人,想责怪别人。如果大家都顺从他,他也就丧失了责怪他人的理由了。这种做法可以使人的紧张情绪得以放松。在我的病人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自杀事件。 “通常那些病人都会对我说:‘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这种说法我听得太多了,答案是现成的:‘那就不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任何事。’有时候他们也说:‘我想整天躺在床上。’如果我说这样很好,他也许不会再想这样做了;但如果我反对的话,他就会像打仗一样和我争论不休。因此,我通常的做法总是表示同意。 “这是方法之一,另外一种方法则直接打击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对他们说:‘如果你能遵照我的方法,你的病会在十四天之内痊愈,这种方法就是每天想一想自己如何才能取悦别人。’你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尤其是当他们满脑子都在想‘我如何才能让他人担忧’时。但他们的回答却非常有意思,有的人说:‘对我而言太容易了,我一辈子都在做这种事。’事实上他们从未做过这种事。我要求他们慎重考虑这一问题,但他们却毫不在意。我对他们说:‘睡不着的时候,你可以多花些时间思考一下如何能使他人高兴起来,这可以大大地改善你的健康。’第二天我问他们有没有想过我的建议?有人回答说:‘昨晚我一上床就睡着了。’注意,和他们讲这些话时一定要很诚恳,很友善,一点也不能流露出太强的优越感。 “也有人会回答说:‘我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心中充满了忧虑。’这个时候我会对他们说:‘你可以继续担忧。不过,有时候也未尝不可以想想别人。’我希望他们多少能对他人产生一点儿兴趣。许多人对我说:‘为什么要让别人高兴呢?别人从来没有让我高兴过。’却很少听到有病人说:‘我曾考虑过你的建议。’‘为了你自己的健康,’我回答说,‘那些人以后一定会受苦的。’我了解他们的主要病因是缺乏合作,并且努力地使他们增加对这个社会的兴趣。我相信一旦他们能与他人平等合睦相处,他的病也就痊愈了。宗教上最重要的信条一直都是‘爱你的邻居’……那些对生活毫无兴趣的人在生活中往往容易遭遇更多的困难,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也最为巨大。人类种种败局也往往来自于这类人……我们要求他,给予他最高赞美,是因为他是一个富有合作精神的人,是其他人的朋友,也是爱情和婚姻中真诚的伴侣。” 安德尔医生要求我们每天做一件好事,可是什么样的事才能称为好事呢?先知穆罕默德说:“所谓好事,就是能使别人的脸上露出微笑的事。” 为什么每天做一件善事就能给人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因为当人们试着使别人高兴时,会使自身具有一种忘我精神,沉浸在自我幻觉之中。否则忧虑和恐惧就会纷至沓来,也就容易患上抑郁症。 纽约市秘书学校的威廉·孟恩太太,曾经试着使别人变得高兴,不到两个星期就治好了她的抑郁症。她比阿弗瑞德·安德尔技高一筹——不,高了13筹。她的抑郁症只花了一天而不是14天就治好了,她所做的不过是去想想自己应该如何让两个孤儿高兴起来。 “五年前的12月里,”孟恩太太说,”我正沉溺于一种顾影自怜的情绪之中。在多年快乐幸福的生活之后,突然间失去了我亲爱的丈夫。圣诞节即将来临,我的伤感更加严重了,我一辈子从未独自一人过过圣诞节。许多朋友都向我发出了邀请,但我却丝毫不觉得自己能够获得任何快乐。我觉得自己无论身处哪个宴会都会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所以拒绝了他们的善意邀请并因此更加顾影自怜。我自己也意识到人世间有许多值得感激的事,就像其他人有许多值得感激的事情一样。圣诞节前一天的下午3点钟,我离开办公室,百无聊赖地走在第五大街,希望排遣自己的自怜和忧郁。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显得如此开心快乐——此情此景使我又忆起了那些消逝的快乐岁月。一想到要回到那个孤单空寂的公寓,我就觉得十分害怕。我十分迷茫,不知如何是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漫无目的地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前。我想以前我常常和丈夫一起随意搭上一辆公共汽车,纯粹是为了好玩。于是,我随意走上靠站的一辆公共汽车。当车子过了赫德逊河,又走了一阵之后,我听到司机说:‘终点站到了,太太。’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一个十分安静的小地方。我走在居民区的一条街道上,附近有一座教堂,里面传来《平安夜》美丽的乐曲声。我走进去,发现除了那个拉风琴的人外,整个教堂空荡荡的。我静静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看着圣诞树上耀眼的灯光,仿佛点点繁星在月光下跳舞。悠扬的乐曲声——加上我从早晨开始就没有吃过东西——使我觉得有些眩晕,觉得虚弱而沉重,然后就昏睡过去了。醒来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有些害怕。面前有两个小孩子,可能是进来看圣诞树的,其中那个小女孩用手指着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圣诞老人把她带来的。’看到我突然醒过来,两个孩子也吓坏了。他们穿得很寒酸,我询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原来他们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是两个小孤儿,比我曾经见过的孤儿的境况要差得多。这使我对自己的忧伤和自怜备感惭愧。我带着他们看那棵圣诞树,又带着他们去一家小饮食店吃了一些点心,并且买了一些糖果和几样礼物送给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孤寂魔术般地消失了。这两个孤儿带给我长期以来不曾有过的快乐和忘我!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是多么地幸运。我要感谢上帝,我童年时代的圣诞节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父母对我的关爱。两个孤儿带给我的远比我带给他们的要多。这次体验再一次告诉我,只有让别人快乐才能使我们自己变得快乐。我还发现快乐是能相互传染的,施予时也在接受。只有帮助他人而付出我们的爱,才能克服忧虑、悲伤以及自怜,使自己焕然一新。这种状况不仅是当时,而且至今依然如此。” 有关忘我而恢复健康和快乐的故事是很多很多的。下面再举一个有关玛格丽特·泰勒·叶慈的例子。她是美国海军中最受欢迎的女人之一,也是一个小说家。但她的那些神秘小说没有一本比得上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真实故事有趣。事情发生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舰队的那天早上。当时叶慈太太因为心脏病躺在床上已有一年多了,一天24小时中有22小时必须躺在床上。她走过的最长的路不过是到花园里去晒日光浴,而且必须让用人搀扶着。 有一段时间,她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废人。她对我说: “要不是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将我从自我悲伤的状态中驱赶出来,我可能永远无法有真正的生活。” “事件发生后,一切都陷于混乱中。有一颗炸弹就落在我家附近,爆炸的威力将我从床上掀了下来。军方的卡车赶到基地附近,将陆军、海军的眷属转移到公立学校里,然后打电话请那些有空余房间的人收容他们。红十字会知道我有一部电话就放在床边,因而要求我替他们记录所有的资料。于是,我记录下所有的陆军、海军的眷属,以及孩子们被送到什么地方去,红十字会同时通知所有的海军和陆军人员打电话给我,询问他们的家人分别安顿在什么地方。 “我很快就知道了我的丈夫罗伯·叶慈上校安然无恙。我努力想让那些不知道丈夫生死的女人高兴起来,也试着安慰那些丈夫已经牺牲的人——伤亡的人数不断增加,海军陆战队有2117名军人阵亡,还有960名失踪。 “最初我一直躺在床上接听电话,渐渐地我坐了起来。我太忙太紧张了,完全忘记了自己身体还很虚弱,不知不觉走下床来坐到桌子旁。在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时,我完全忘了自己。从此以后,每天除了正常睡眠以外,我再也没有回到床上去了。我想,如果日本人没有轰炸珍珠港,我也许会终此一生都做一个半残废者。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有人照顾,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痊愈的希望。 “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悲剧,但对于我个人而言,却是我所碰到的最好的一件事。危机使我产生了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自己无法想像的,它使我不再仅仅关注自己,而是给予别人更多的关注。它给了我一些不可或缺的东西,并且成为我生活的目标。我不再整天思考自己,担忧自己。” 那些去看心理医生的人,只需照玛格丽特·泰勒·叶慈的方法去做,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能自己治愈自己——只要他们愿意帮助他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也是如此认为,而他是这一领域最权威的人士。他说:“我的病人中,大约三分之一并不是真的有病,而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没有意义和空虚。”也就是说,他们不过是想搭人家的便车度过自己的一生——可是游行的车队只会经过却不会停留下来等待,于是他们只好去找心理学家,谈论自己那些毫无意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及那些毫无价值的生活。自己赶不上船,却站在码头上,不停地责怪;对自己无自知之明,却要求全世界都以自己为中心。 或许你会对自己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我也曾经在圣诞夜招待过两个孤儿;如果我当时也在珍珠港的话,同样也会勇敢地去做玛格丽特·泰勒·叶慈所做的事。可我的情形与他们不同,我的生活太普通了,工作太无聊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戏剧性的事件。我怎么能对帮助他人产生兴趣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让我来回答这些问题。无论你的生活多么平凡,但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人,你对他们怎么样?你是仅仅看他们一眼,还是试图去了解他们的生活?譬如一个邮差,每年要走几百公里路,把一封封信送到你的门口,你曾经尝试过问一问他住在哪里,或者看一看他太太和孩子的照片吗?你有没有问一问他的脚是否很酸?他的工作会不会让他觉得很烦呢?还有那些杂货店里送货的孩子、卖报的人、街角为你擦鞋的那个家伙。这些人也都是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梦想和个人野心,他们渴望有机会和他人来分享自己的快乐和忧愁,可你有没有给他们机会呢?你有没有对他们的生活流露出一份兴趣呢?这就是我的回答。你不一定要做南丁格尔或者一名社会革命家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你可以从明天早上开始,从所碰到的那些人做起。 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更大的满足,能让你心中充满惬意。亚里士多德将这种人生态度称之为“有益于人的自私”。古代波斯的拜火教教主佐罗亚斯特曾说过:“做好事来帮助他人并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快乐,它能够使你自己变得更健康和更快乐。”富兰克林的说法更直截了当:“当你善待他人时,也就是在善待自己。” 亨利·林克——纽约心理治疗中心的负责人认为:“以我所见,现代心理学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以科学的方式证明,人必须自我牺牲和自我约束,才能达到自我意识与快乐。” 多从他人的角度思考,不仅能使你不再充满忧虑,还能帮助你广交朋友,获得更多的人生乐趣。但是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曾向耶鲁大学的威廉·李昂·费尔浦教授咨询过,他是这样回答我的: “无论是住旅馆、理发,还是购物,我总是对自己所碰到的人说一些令他们高兴的话,我始终将他们当做是一个人,而不是机器里的一个小零件。我会称赞商店里接待我的服务员小姐,说她的眼睛很漂亮,头发很美;我会很关切地询问正在为我理发的师傅,整天站着会不会觉得累?我向他了解他是如何干上理发这一行的,干了多久?是否曾经统计过一共剃过多少个头?我发现,当你对他人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时,能够让他们高兴起来。当我与那个正在帮我搬行李的戴着红帽子的侍应生握手时,他就会觉得十分开心,就会充满了精神。 “一个炎热夏天的中午,我走进纽海文铁路餐车。餐车拥挤不堪,几乎变成了一个疯人院。由于人满为患,服务非常慢,等了很久,侍者才将菜单交给我,我边点菜边对他说:‘后面厨房一定又热又闷,厨师们今天一定累极了。’那个侍者突然叫了起来,声音里充满了怨恨。最初,我以为他是在生气。‘老天啊!’他大声地说,‘每个人都抱怨这里的东西难吃,骂我们动作太慢,嫌这里的空气太闷热,饭菜的价钱太贵,在这里我听各种各样的抱怨已经有19年了。你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对那些在闷热的厨房里干活的厨师表示同情的人,我真想乞求上帝多让我们有几个像你这样的客人。’ “侍者之所以如此吃惊,在于我将后面那些黑人厨师也当做人看待,而不是将他们看做铁路大机构里面的小螺丝。”普通人所希望的,不过是他人能将自己当人来看待,每当我在街头看到有人牵着一条漂亮的狗时,我总会夸一夸那条狗,当我往前走几步回过头时,经常会看到那个人用手拍一拍狗头表示自己的欢欣。我的赞美使他更加喜欢自己的狗了。 “在英国我曾经遇到一个牧羊人,我很真诚地赞美他那只又大又聪明的牧羊犬。并且虚心地请教他是如何训练那只牧羊犬的。我离开后再回头一看,发现那只牧羊犬前脚竖起,搭在牧羊人的肩膀上,牧羊人正充满爱意地抚摸着它。我们不过是对那个牧羊人和他的牧羊犬表示出一点点兴趣,就使得那个牧羊人很快乐,也使得那只牧羊犬很快乐,同时也使自己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 像这样一个会跟红帽子握手;会对在闷热的厨房工作的厨师表示同情;会告诉他人喜欢他们的狗的人,怎么会对他人充满怨恨,或者会对自己满怀忧虑而需要心理医生治疗呢?不可能!当然不可能!有句中国俗语说得好:“握过玫瑰的手,总能沾点香。” 如果你是一位男士,可以跳过这一段,也许这对你没有太大的意义。这里讲的是一个满怀忧虑,闷闷不乐的女孩如何使好几个男人向她求婚的故事。故事里的那个女孩现在已做了祖母。几年前,我到她居住的小镇上演讲,曾经到她家中做客。演讲完的第二天早晨,她开车送我到二十多公里以外的车站,从那里再转车到纽约中央车站去。 一路上我们谈起如何交友的话题,她对我说:“卡耐基先生,我想告诉你一件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起的事情,连我丈夫也不了解。” 她出生在费城一个穷苦家庭里,“我的少女时代是如此悲惨,由于家里贫穷,无法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拥有那么多值得快乐的东西。衣服的质量很低劣,式样很落伍,而且我长得太快,衣服总是不合身。对此我一直觉得很没面子,内心充满了屈辱,常常躲在被子里哭泣。绝望之余,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参加晚宴时,总是请男伴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未来的计划以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之所以反复地问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特别的兴趣,而是避免男伴们注意我那些难看的衣服。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与这些男伴谈天,并且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后,我突然对他们的谈话产生了兴趣,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衣着问题了。可更令我吃惊的是,我耐心地倾听,使那些男孩勇于畅谈自己的事情,并且使他们变得非常快乐,我也渐渐成为周围最受欢迎的女孩子之一,甚至同时有三个男孩向我求婚。” 如果我们想“为他人改善一切”——如同德莱塞所宣扬的那样——那么就赶快去做吧,不要浪费时间。“这条路我只会经过一次,所以我所能做到的任何好事和我所能表现出来的任何仁慈,都现在做到吧。让我既不拖延,也不忽视,因为我不会再经过这条路了。” 如果你想消除忧虑,培养平安与幸福的心情,以下是第七条规则: “对别人感兴趣而忘掉你自己,每一天都做一件能为别人带来快乐的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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