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与遗憾在线免费阅读_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历史地理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和杨小凯相识有20多年。和他见面之前就早已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我们两人都是不喜欢交际的人，虽然彼此都知道，从来也没有特别安排过见面。他写的一篇关于介绍效用理论的文章，在当时是很新鲜的，这篇文章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把我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油印稿寄了给他，所以在头一次见面时已经相当知己了。
　　我们头一次见面，记得是在一个不太重要的会上。那时他已经被录用于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但是显然他因缺乏知音而感到苦闷，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他告诉我，他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读了我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油印稿。他介绍了他对分工理论的想法。他说，分工对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自从斯密以后，很少有人研究分工，经济学家都去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了，这是经济学的严重缺陷。他谈到分工也不是越细越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所以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他的这番理论，使我豁然开朗。我马上感觉到他可能会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后来他去了美国，曾经和我讨论过博士论文做什么题目，我坚决主张他做分工理论的研究。他采纳了我的意见（当然可能还有别人的），并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他的这个理论也写进了我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
　　择优分配原理是边际分析，杨小凯后来发展出超边际分析。从数学上讲，一个用的是拉格郎日乘数法（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一个用的是库恩—塔克法（Kuhn–Tucker Method）。后者是前者的扩充，它不但把内点边际上的最优解考虑进去，而且把零点解也考虑进去，所以叫超边际分析。边际分析是解出各种资源的用量，但是没有回答哪种资源应不应该用（是不是等于零），只有超边际分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杨小凯不但考虑生产，还考虑消费，再把二者等同起来。这个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它解决了分工问题，解决了消费多样化问题和社会生产的专业化问题。他在天则所作过一个十分精彩的学术报告，讲了如何将杨小凯的专业化理论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用于经济周期研究和发展经济学。所以说他的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是经济学发展的划时代进步。我认为杨小凯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可惜他英年早逝。
　　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由于能够内生专业分工，所以突破了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当企业的规模扩大，边际收益递减之后，会生长出专业化分工的新企业，边际收益递减就被突破了。这经济学而言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古典经济学只承认收益递减，然而其结果将会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结构。这不符合现实，所以经济学家都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杨小凯做到了，他不但保留了内点解的收益递减，又引进了角点解的收益递增。正如爱因斯坦在微观层面保留着牛顿力学理论，同时又引进了宏观层面上的相对论。他们的特点都是新的理论涵盖旧理论，而不是放弃旧理论。
　　好像是在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系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数量经济学会议。在这次会上我担当小组长，那个小组上有许多20年后成为大经济学家的人物，比如张维迎、田国强、王国乡等。虽然那时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几个人是不同寻常的。那次会也是传统马列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较量。当时主张马列主义经济学的人还占着绝大多数，主张计划经济和劳动价值论的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已经感觉自己的道理讲不太清了，因而吸引了不少青年学子从传统经济学转向现代经济学。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缺少知音，因为他有“历史问题”，所以连个研究实习员也不给他评。而武汉大学却不管这一套，聘请杨小凯去为研究生讲课。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很多新书。他要求我帮他买书，说我买什么书，也帮他买同样的书。其中英文的有：Elements of Discrete Mathematics，Introduction to Control Theory，Elements on Economic Optimization，Catastrophe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Games and Decision，Matrix Calculus，Calculus of Variations，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ames，Elements of System Analysis，Handbook of Operations Research，Topology。中文的还有：《数学分析原理》、《分析与拓扑》、《实函数论》、《工程中的数学方法》等。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他后来离开中国去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临行前交给我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他要求我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我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进行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进行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这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完整的数理经济学的标准读物。出版社有一位叫赵清祥的编辑非常负责，可惜这本书出版不久赵先生因癌症去世。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已经成熟的理论，但是也有杨小凯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他对分工协作的数学描述，对基尼系数的计算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简化方法。顺便说一下，我对基尼系数的了解还是杨小凯首先介绍给我的。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我帮他审的稿。在杨小凯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很热衷于经济控制论，但是后来从控制论转移到了制度经济学。控制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谁有控制权，怎么能保证控制是正确的。强调控制最后容易走向计划经济和专制独裁。
　　1985年，我参加社科院的组团第一次去美国，借机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并再次见到了杨小凯。老朋友在国外见面，高兴非常。会后，汤敏夫妇、小凯夫妇和小溪，一起坐着小凯的破汽车，从纽约到普林斯顿。我们畅谈了来到美国后的种种感想，谈了他的论文的设想。小凯用的虽然是一辆旧汽车，但他挺喜欢它，那是一辆瑞典造的汽车，很皮实耐用，好像还是柴油发动机。
　　1986年，我第二次去美国，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访问。飞机到达的头一站就是纽约，我住在亲戚家里，首先做的就是打电话给小凯。他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来纽约看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得到老朋友的热情关心，感到非常温暖。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中有多次见到小凯的机会。我离开美国之前去了小凯那里，再温我们的友谊。我和他们一家三口（那时他们只有一个女儿）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去超市。对小凯来讲，这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机会。小娟说，小凯好长时间没有这么放松过。从他们孩子的欢喜雀跃可以看出，他们很少去逛超级市场。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他有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幸亏我在1990年受昆士兰大学的聘请去那儿教授微观经济学，终于又有机会与小凯见面了。我到澳大利亚后立刻和他通了电话。在我离开澳洲之前，小凯为我安排了一次去莫纳什大学的访问。在那儿再次见到阔别多年的小凯一家，那时他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他非常喜欢那个孩子，喜欢得近乎溺爱。小娟则一面忙带孩子，一面还忙工作。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大女孩，她非常懂事，懂事得几乎不像一个孩子，她非常照顾那个宝贝弟弟。后来听说她患了脑瘤，我悲伤至极。幸亏后来动了手术，没有大碍。那次访问莫纳什大学，我还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黄有光教授。他请我吃饭，吃的鹿肉，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吃鹿肉，味道确实鲜美。从此，我和黄有光也因为杨小凯而交上了朋友，后来他太太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请我做评阅人的。黄有光几次来中国访问，还来过我家，他爽朗的笑声一直留在我们的客厅里。
　　两年多前，忽然听说小凯得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这个消息真像晴天霹雳。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怎么会得这样的病？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但是通信还保持着。我知道他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信教彻底改变了他。他写过好几篇关于基督教的文章，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锋芒毕露，目光犀利，而是温和平静，宽容同情。病魔没有征服他，他变得更加乐观，有信心，而且施爱于一切人。他从完美走向了伟大。现在，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无憾地去了。但是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遗憾，因为他还有更大的学术抱负没有来得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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