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节此处对历史性问题的讲解与狄尔泰的研究及约克伯爵的观念的联系在线免费阅读

上面对历史问题所作的分析是从消化了狄尔泰的工作后生长出来的。约克伯爵的一些论点确证了并同时强化了狄尔泰的研究工作。这些论点散见在他写给狄尔泰的信中。
狄尔泰在当今广为传播的形象是：他是精神史特别是文献史的
“细心的”解释者，同时“还”致力于区划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界限，并且赋予人文科学的历史以及“心理学”的历史以突出地位，总体上则让上述诸点在一种相对主义的“生命哲学”中浮现出来。对于肤浅的考察来说，这种描画不失为“正确”。但“实质”却逃逸了。这种描画掩蔽的更多于揭示的。
从形式上可以把狄尔泰的研究工作分为三个领域：人文科学理论及其与自然科学的界划研究；关于人、社会与国家的诸门科学的历史研究；心理学方面的工作，他打算在这里表现出“人这一整体事实”。关于科学理论、科学历史与诠释学的心理学的诸项探索始终互相渗透交切。这三种眼界有时其一作主导，其它则同时就是题材与手段。有些东西好像是分裂，是偶然而不可靠的“试验”，其实则是一种基本的不安，其目标在于把“生命”带向哲学的领会，以及从“生命本身”出发为这种领会保障诠释学基础。一切集中于“心理学”；而他的心理学是要在生命历史的发展联系与作用联系中把生命同时领会为人借以存在的方式、人文科学的可能对象与这些科学的根本。诠释学是这一领会的自身澄清；它也是历史学的方法论，不过这时它取的是一种派生出来的形式。
狄尔泰那时代的讨论迫使他自己为设立人文科学基础所作的研究片面地进入了科学理论的园地。考虑到那时候的讨论情况，他出版的论著屡屡朝向这种方向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他来说，“人文科学的逻辑”不是中心，一如他的“心理学”并非“仅仅”致力于改善关于心理事物的实证科学。
在狄尔泰与他的朋友约克伯爵的通信中，约克伯爵有一次提示，“我们共同的兴趣在于领会历史性”〔重点号为作者所加〕，这话明明白白地把狄尔泰最木己的哲学倾向表达出来了。狄尔泰的种种研究工作现在刚刚就其整个范围成为可通达的；而要把这些研究工作变为己有，则须持续而具体地从根本处进行讨论。这里无法详细讨论是哪些问题曾推动他以及它们曾如何推动他。不过，我们应从那些信件中挑选一些特别的段落，借以浅近地标识出约克伯爵的一些中心观念。
在通信中，约克的倾向借狄尔泰对问题的提法和研究获得生命；而恰恰是在对分析心理学这一奠基性学科的研究任务表明态度之时，他自己的倾向显现出来了。谈到狄尔泰的学术论文《描述心理学与解析心理学的一些观念》〔1894年〕时，约克写道：“对自身的思考是首要的认识手段，分析是首要的认识秩序，这些东西被牢靠地制订出来。从这里出发，由自己的内容所证实的一些命题得到表述。对于建设性的心理学，无论用批评方式消除它、解释它，还是因此从内部反驳它，或接受它，这些方面都未取得进步”〔《通信》第177页〕。您不注重批评的消除=从心理学上分别而深入详尽地指出出处，在我看来，这与您赋予认识论的概念与立场有联系”〔第177页〕。“能解释这种无法应用的情况的—这件事实已经确定下来并弄清楚了——只有一种认识论。它必须为科学方法是否充分作出说明，它必须为方法学说奠定根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不得不大胆说—方法倒是从各个领域中取出来的”〔第179，180页〕。
约克归根到底是在要求一种走在科学前面并领导科学的逻辑，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那样。在这一要求中包括一项任务：积极而截然地为两种存在者—一种作为自然存在，另一种〔此在〕作为历史存在—制订出相互区别的范畴结构。约克发现狄尔泰的探索“太少注重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之间的发生上的差别”〔第191页，重点号为作者所加〕。“尤其是您要求把比较的方法当作人文科学的方法来使用。这里我与您有分歧。…比较总是美学上的，总依附于形态。文德尔班把多种形态赋予历史。您的类型概念是完完全全内在的概念。因为这里的关键是性质，而不是形态。对文德尔班来说，历史是一系列图像、各别的形态——一种美学要求。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除了科学而外，只还有一种美学享受，作为一种人生的镇静剂。您的历史概念却是一种力量纠结的概念，是种种力量统一体的概念，形态这一范畴只能以转义方式应用到这些概念上”〔第193页〕。
由于对“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的差别”有一种可靠的直觉，约克认识到传统的历史研究仍然如何顽强地执着于种种纯视象的规定〔第192页〕，这些规定是以物体式的和形态性质的东西为目标的。
“兰克是一个伟大的视象者。消失了的东西对于他不可能变为现实…从兰克的整个方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材料局限于政治事物。只有政治事物是戏剧性的东西”〔第60页〕。“我觉得时间过程带来的式变是非本质的，我宁愿另行估价。例如，我认为所谓的历史主义学派只是在同一河床之内的一条侧流，只代表一个贯彻始终的古老对立的一环。这名称有欺人之处。那一学派根本不是历史主义的〔重点号为作者所加〕，而是一种尚古的学派，美学上的虚构，然而占统治地位的伟大运动则是机械构建的运动。从而，历史主义学派在方法上的贡献，对理性主义方法来说，只是大概的感觉”〔第68，69页〕。
“真正的语言文献学家把历史学理解为文物箱。哪里没有可触的东西，这些先生们就从不涉足，——唯有一脉相通的灵犀才能把我们导向那里。他们在骨子里是些自然科学家；而且因为缺乏实验，他们更变成了怀疑论者。我们得远避所有那些无用的材料，例如关于柏拉图曾多少次到过大希腊或叙拉古之类。那里没什么有生命的东西。我现在已用批判的眼光透视了这种外在的姿态，它最终归结为一个大间号，而在荷马、柏拉图、新约的伟大实在面前黯然失色。一切实际上实在的东西，如果被当作物自身来考察，如果离开了体验，就都会变成幻象”〔第61页〕。“这些科学家们和时间的威势相对峙，一如精致的法国社会和当时的革命运动相对峙。两下都是形式主义，对形式的崇拜。对关系的种种规定成了智慧的结语。这一思维方向当然有它的历史，我想那是尚未成文的历史。从认识论上考察起来，这种思想及对这种思想的信念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活动，它们的无根基状态是历史的产物”〔第39页〕。“四百多年前偏心率原理引出了一个新时代；在我看来，偏心率原理所喷出的浪潮已宽泛到了它的极限了；认识进步到了扬弃它自身的田地，人远远地出离了他自己，乃至他不再为他自己所看到。‘现代人’，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人，已行将入墓”〔第83页〕。另一方面，“一切真有生命的而非仅仅涂上一层生命的历史学则是批判”〔第19页〕。“但历史知识中最好的一部分是隐蔽的关于资料来源的知识”〔第109页〕。“说到历史，造成景观、触动眼目的东西不是要事。神经看不见，正如一般本质性的东西看不见一样。有话说：‘静则强’，而这话变一个样子也是真的：‘静则觉，则会’”，〔第26页〕。“于是我乐于静静地与自己对话，乐于与历史精神相往来。这一精神不曾在浮士德的书斋里向他显象，也不曾向大师歌德显象。但它若显象，纵便咄咄逼人，他们也不会惊恐避让。因这种显象亲如手足，比起林边田间的居民，它们与我们的亲缘有一种不同的、更深的意义。这努力与雅各的角斗有相似之处：角斗者已知赢定了。而这是最要紧的”〔第133页〕。
约克清明地洞见到“可能状态”这一历史的基本性质；他是靠了认识到人的此在本身的存在性质而获得这种洞见的；也就是说，他恰恰不是从科学理论出发，而是在历史考察的对象那里获得这种洞见的。“整个心理物理的给定状态并非存在着〔存在=自然的现成存在，作者注〕，而是生活着，这是历史的萌发点。对自身的思考并不指向一个抽象的我而是指向我自身的全幅；这种思考发现我是从历史学上规定的，正如物理学认识到我是从宇宙论上规定的。我是历史，一如我是自然的”〔第71页〕。约克看透了一切不真实的“关系规定”和“无根基”的相对主义；他毫不踌躇地从对此在历史性的洞见中抽出最后的结论：“然而另一方面，就自我意识的内在历史性说，一种从历史中离异出来的体系在方法论上是不充分的。正像心理学不能从物理学抽离开一样。哲学，尤其当它是批判性的时候，也不能从历史性抽离开来…自身的行为与历史性就像呼吸与气压一样，而且，即使听起来有几分悖谬，但从方法的联系上来说，哲学运动的非历史化在
我看来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残余”〔第69页〕。“因为从事哲学就是去生活，所以——您且勿惊诧——我以为有一种历史哲学，——谁竟能写出它来呢!当然不是像迄今所了解所尝试的那种种，那些都是您无可辩争地宣布加以反对的。迄今对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其实根本是不可能的，但它不是唯一的提法。所以，不再有任何现实的哲学活动竟会不是历史的。系统哲学与历史表现的分野从本质说来就是不正确的”〔第251页〕。“一门科学可能变成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如今这理所当然是一切科学的真正合理根据。但数学的实践却不是唯一的实践。我们的立场的实践目标是教育学上的实践目标——就教育这个词最广最深的意义来说。它是一切真哲学的灵魂，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真理”〔第42，43页〕。“您知道我对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有何看法。尽管如此，改善的余地总还是有的。那些书到底是为谁写的呀？汗牛充栋。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有那从物理
学转到伦理学上来的冲动”〔73页〕。“如果把哲学理解为生命的表达，而不是理解为某种无根基的思维的宣泄——它无所根基地显现出来，因为眼光离开了意识的地基——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其结果来说会是紧凑的。一如就其获取之途来说是那么错综那么累人。无所成见是前提，而这已经是难以获取的了”〔第250页〕。
约克自己已经反对着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视觉上的东西〕而走上了从范畴上把历史学上的东西收入掌握的道路，走上了把“生命”上升到适当的科学领会的道路。只要看看他提示出这类探索的困难的性质，这一点就清楚了：比较那回溯到直观后面的分析工作来，美学的与机械的思维方式“比较容易找到表达的语汇，这一点可以从大量词汇来自视觉现象得到解释…反过来，深入到生机根底处的东西则脱开了公开流传的表现形式，从而一切语汇都不是通常所能理解的，而是象征的和不可避免的，随着哲学思维的特殊方式而有其语言表达的特殊性”〔第70页〕。“但您了解我对悖论的偏爱，我为这种
偏爱进行的辩护是：悖论是真理的一项标志。在真理中断然没有communis opinio〔公论〕，那只是进行一般化的一知半解的沉积，元素式的沉积，它对于真理的关系就好像是闪电过后留下的硫磺雾。真理从不是元素。政治教育的任务似乎是去消解元素式的公众意见，是尽可能使看待事物的个体眼光得以建立。于是，个体的良知，亦即良知，将取代所谓的公众良知这种极端的外在化，而重又变得强劲”〔第249，250页〕。
领会历史性这一兴趣为自己带来一项任务：具体研究“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之间的发生学区别”。从而就定下了“生命哲学”的基础目标。然而，问题的提法要求一种原则上的激变。我们若不把“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一道带入一种更源始的统一以便能比较与区别它们，又怎样才能以与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相区别的方式从哲学上来把握历史性并“从范畴上”来理解历史性呢？但要获得这种更源始的统一，就要先洞见到，1．追问历史性的问题是一个追问有历史性的存在者的存在建构的存在论问题；2．追问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的问题是一个追问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最广意义上的现成事物的存在建构的存在论问题；3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只是存在者的一个领域。存在的观念才是那必须“从发生学上加以区别”的东西。
约克并非偶然地把非历史性的存在者干脆叫作“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这恰只是传统存在论不间断的统治地位的反照。传统存在论来自古代对存在问题的提法，把存在论问题的讨论把持在一个从原则上收窄了的范围里。若要能把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之间的区别问题当作一个研究问题制订出来，就要先从基础存在论上澄清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并由此就事先保障了指导线索。这样就清楚了：在何种意义上准备性的此在生存论时间性分析工作对于养护约克伯爵的精神而为狄尔泰的工作服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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