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学政治在线免费阅读_寻找家园文学小说

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不论是关在里面的，还是放在外面的，天天都要“政治学习”。后来减少到每周两次，再后来两次也逐渐流于形式。到八十年代末叶，好像已名存实亡。在南京监狱，没遇见“学习”，在这里，四个多月里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学习江泽民的国庆讲话。监狱大院里和每个监房墙上，都有麦克风。平时哑着，蛛网尘封。偶尔会响动一下，一阵噪音过后，警告个什么，通知个什么。国庆节那天，广播讲话毕，狱方通知学习。讨论题是：一、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二、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三、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为什么说稳定压倒一切，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
但通知后，没有具体安排。此事不了了之。
第二次是两个月后一天晚上，管教来锁二门时，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学习材料，和一个记录本，叫学习讨论，讨论题和上次的一样。说每个人必须发言，发言必须记录，记录必须上缴。材料是复印的，从版式看，来自《人民日报》。题目叫《论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署名卢之超。翌日早上，典狱长在麦克风里训话，要我们这些社会渣滓人民敌人加强政治学习。说这次要反复学习十天。
学习形式不用教：一个人念大家听，然后讨论。四十年来，里外都是如此。一想到十天动弹不得，我就发愁。但两天后，麦克风又响了：叫打扫卫生，蛛网要清除，地面要冲洗，青苔要剥刮净。打扫后管教们来检查，说牙刷牙膏碗筷面盆都要放整齐。晚上来锁门时，叫我们明天起来，一切要保持原样。次日来开门时，叫把被子折叠整齐。吃过早饭又来看，告知马上有首长来视察，叫我们坐端正，学习文件要拿在手上，边念边听边看。
我们照办了几遍，还没人来，就坐着等，突然间一个管教从空中走廊匆匆跑来，朝下面急促地说，来了来了，快！于是刘钧拿起学习材料念起来；我们捧起学习材料听起来。几个穿黄呢子警服的老头子，后面跟着一大群，缓缓从上面走过。过完了，放下材料，瘦子两臂高举伸了个懒腰：说：啊啊啊！胖子说，轻声点儿，还没走远哩。
十九、学武术
我们监房里，有一本字典，刘钧的。我没事拿来翻翻，很有益。
平生爱看书。不是求学，只图快乐。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杂七杂八。日积月累，居然有了一点儿知识，一点儿想法。写下来，也就有了一点儿文章。文章里有些字，我会用不会念。常借其半边或者三分之一读音，如“愎”念“复”，“矗”念“直”，方便实用。但我只要开口，就难免白字。生逢祸从口出之秋，平时三缄其口，得以遮丑。后来上了讲台，就只有尽量利用黑板了一一倒也顶事。
在时间太多的压力下，我把这本字典反复通读了几遍。这件在外面绝对不会做的事，确实弥补了不少自己的缺陷，多方面的缺陷。
儿时父亲教习书法，识甲骨，辨钟鼎，认狂草，我都怕怕。后来上美术院校，只教西洋画，这条线就断了。这次读字典，把所有文字的偏旁、部首分类归纳，找出其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等古今通假转变的法则，再联系儿时所摹碑帖，所读书论、知撰者每属通人，体制每兼众有，点划其来有自，豁然贯通。知学书必至此，方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免作寻章摘句老雕虫。故态复萌，又有了写字的兴趣。
请同监帮忙，让送饭的弄来一支旧毛笔。洗净了，蘸着清水，在墙上苔痕不到处，写起吴昌硕半临半创的石鼓文来。任性而为，未终篇变成了狂草，怀素的那种（见《画事琐记》）。狂不几天，毛笔秃光，恨恨而止。但我因此发现，可以用用圆珠笔，在纸上写狂草，以记事。同伴警察都不识，以为我是练书法，我因此得以，积累了一点儿《铁窗百日》。
刘钧提出，要向我学习书法。此人与我，平时相处得不坏。但从他的铁哥们王超对我的态度，我知道他恨我。这也难怪，他一直自称学生须袖。我来自学校，了解学运，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他不是了。我没说我知道，但他知道我知道，也知道人家都知道了，后来才说了真话。尽管无心，总是伤害，他有理由恨我。我劝他别学书法，学了没用。毛笔又不方便。何况文字改革以后，从左到右横排的简体宇，已经不适宜用毛笔书写了。我说的是好话。
他说，你现在用圆珠笔，不是照样写吗？
我一时语塞，
他以为我是不想教。说他从小习武，得峨眉山一个老道的真传，秘不示人，但是可以教我，以换取我教他书法。说着一连做了几个动作，说了每个动作的用处变化和临阵禁忌，好像门精。他乐山人，家在峨眉山下，说不定真有点儿什么来头。我想学，就答应教他，让他先临帖。他让王超给弄来毛笔墨汁毛边纸，还有一本《九成宫》，天天临。我呢，教顿挫使转，跟他学武。
但是越学越觉得，尽是花架子，不实用。建议比试比试，把他打倒了。连我都打不过，这种武术，学了还有什么用！！
不，还是有用的——它打发了时间。
二十、第一次审讯
九月份的一个上午，监房的门哗啷啷开了，管教王超阴着脸进来。像往常一样，微驼着背，背着手，在室内转了一圈。一句话没说。临出门时，转身朝我，把侧过来的头微微向外一摇。这是叫我跟着他出去。他锁门的时候，指了一下地面，这是叫我站在那里等着。锁上门，一摆头，让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到要拐弯的地方，我回头看他一下，他就向该去的方向努一努嘴。
在机关大院看守所办公室里，他把我交给了两个办案警察。然后拿出一个大本子，让他们签字，他自己也签了字。我瞟了一下本子，我的名字后面，写着年月日，几点几分，经手人等等。审毕交还时，又签了一次字。原来办案的来提审人犯，就像向看守所借东西，借和还都要登记。
预审室同南京的差不多，只是大些，好像只有讲台没有课桌的教室。讲台下犯人的座位旁边，放着几把折叠椅。中间茶几上，有茶水香烟。坐着两个警察，都五、六十岁了。里面有到南京带我的罗兴雁。他微笑着站起来，说，高先生，请坐。我坐下时，想移动一下凳子，但是移不动。低头去看，才发现它是栽在水泥地上的。
罗问抽不抽烟，说不抽就喝点儿茶吧。不要紧张，我们随便聊聊。
他指着到办公室带我并签字的两个警察中年老的那个，说，他姓马，以后就叫他老马好了。此人花白头发，狭长的脸上皱纹深刻，两只眼睛相距较远，叫“老马”很像。
罗旁边坐着的一个姓李，更年长，可能有六十多了。脸扁，鼻短，花白的头发胡子眉毛都粗硬而浓密。大黑边框的圆眼镜，下缘比鼻子还低。使我想起猫头鹰。此人很少说话，别人说话时，总是忧郁地看着地面。往后的每次审讯，大抵都是如此。
另一个四十多，胖墩墩的，精力充沛，像个小熊。跟老马到办公室里带我的，是他。他面前放着录音机、记事本，和圆珠笔。
罗手心朝上，划了个半圆，说，我们四个人，奉上面的命令（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了），负责你的问题。
我问什么问题，他说会弄明白的，你放心好了。但是，你得同我们配合才行。
“放心”二字，好生奇怪。“配合”二字，什么意思？
罗又说，我们已经把你的下落，告诉了浦老师。浦老师已经到成都来了。住在四川师范大学，在艺术系教课。正在争取探监，上面还没批准。
我问“上面”是谁，他说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浦老师托我带给你一些衣服和日用品，还有几本书、一封信，我已经交给看守所了。还有一个纸折的小鹿，也交给了看守所了。
我说，什么小鹿？他说自从我“走了”以后，小雨每天折一只纸鹿，连起来挂在天花板下，越来越长。我一听就知道，这是真的，放心了。他说他向她要了一个，想带给我看看，这次带来了。
以前来事，都是本单位的人办案，很善于以家人为人质。逼供之凶，只差没有用刑。听够了警察暴行，我意象中警察就是刑具。否则，有了那么多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还要警察做什么？这次绑架，更刑具化了警察的脸谱，以致他们越是不像刑具，我越是警惕。不断提醒自己小心些，再小心些。我只怕被打一针丧失智力，小心不了。我真没有想到，他们会真的让我放心，内心里有一份感动。但我没因此信任他们。我时刻都没有忘记，是他们绑架了我。在一个如此巨大的野蛮下面，任何小小的文明都显得可疑。
问话很一般：姓名籍贯年龄单位经历之类档案里都有答案的问题之后，是北京认识谁上海认识谁之类不着边际的问题，答完了会提醒我漏掉了谁谁谁，表明他们知道得比我多。没有咄咄逼人的压力，但我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抓我。
完了让我看记录，签字。记录上写着，审讯员李奇明、罗兴雁、马丁寿，记录员沈杰。马、沈二位带我到看守所办公室办理归还手续时，还是王超接收。我向王索要办案警察带进来的东西，王的回应是，盯着我看了一阵。
这些东西，我一直没有收到。稍后我才知道，正如那三个人所说，办案警察和管教干警不是一回事。虽在同一系统，着装时制服相同，但分属于两个单位，谁也管不着谁。按照规定，办案警察无权给被审问者带进来或带出去任何东西。不论带什么进来，只能交给狱方，再由狱方转交给犯人。狱方有权转交，也有权扣留。
我原来以为，国家机器各部件之间的权力制衡，是民主制度的要素。提审几次后，我才知道，它也可以是专制机器的故障保险装置。道理很浅显（独裁者搞权力平衡，不也是这样吗）。我没想到，是脑子简单。
二十一、错位
后来的几十次审讯，除少数几次例外，基本上是来两个人。纪录员沈杰以外，有时是罗兴雁，有时是李奇明（像猫头鹰的那位），有时是李德明，一个瘦高个儿，很有文化教养。谈话气氛宽松，往往像是闲谈，内容与案子无关。
有一次，来的是马丁寿和沈杰，我谈到在南京监狱里打架的事，他们哈哈大笑。沈说，真想不到你高先生，还有这么一段生活体验呀。马丁寿说，小头那种人，叫狱霸。各处监狱都有，很普遍，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监狱管理工作方面的问题。管理和侦查，完全是两码事。侦查工作，也像你们搞学术研究一样，要大量占有资料。然后分类排比，去芜存精，去伪存真，还事物以本来的面貌。
我说，你们把我抓起来，也是还我以本来的面貌吗？
他说，你认为你本来的面貌是什么呢？
五七年右派，六六年黑帮，八六年“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八九年坐在这里，怎么说呢？
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五七年，我也是右派。
我的每根神经都警惕起来，心想这是套近乎，得小心些。
沈杰接着说，老马也挨过整，吃的苦可多啦。
我更加警惕了，心想配合得这么好，可见有计划，得再小心些。
出狱后我才知道，这些都是真话。但在当时，我没法相信。
四十年来，人们已习惯于用制式套话交往。真话几已绝迹，何况是在警察和犯人之间。
我很小心，但又困惑。是引我上钩吗？语言里并无陷阱。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眼睛里也没有那种冷光。是历史进步了吗？我在狱中。
冷场片刻，沈说，前天，浦老师到公安局来了，给你送东西，打听你的情况。我们告诉她你在里面很好，让她放心。东西也都交给典狱长了。
马说，我们说你很好，她还是不放心，最好你自己给她写个信，让她放心。她一直没有收到你的信，很着急。
我说我写过好几封信了，她怎么会都没收到？我说你们几次说带了她的信和东西给我，除了一套棉衣一双棉鞋，我怎么一样也没收到？
马说，是吗？这有可能。看守所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去问也不好。这样吧，你现在就写，写了交给我。这次我不通过他们，直接交给浦老师。
我说那不是违纪的吗？马说，他们不会知道的。知道了也不怕。推过来纸和笔、说，你写吧，我们可以等一等。
说着他站起身，在预审室里踱起圈子来。沈杰往椅背上一靠，点上一支烟。
我又大吃一惊，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也不相信他们来是为了聊天，而不是迂回战术。是不是想从我的信上分析出什么？是不是要用我的信取得小雨的信任，以便从她口中得到我的什么？……否则，他怎么敢于说“不怕”？越想越觉得，这信不能写。
踱着方步的马，站下来又说了一句，你要看什么书，也可以写上，我们给你带来。
我把写了个开头的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说，我今天脑子很乱，写不了信。
冷场片刻，马说，那也行。语音迟缓。听得出来，他有点儿失望和伤心，看得出来，沈杰也有点儿惋惜。
但我不为所动，警告自己，别犯傻：这是什么地方？面对的是什么人？
另一次罗兴雁来，给了我一个纸包，说是小雨给的。我裹进棉衣，带回了监房，打开来是一袋荷兰奶粉，封口是拆过了重新封的。开视有异色，嗅之有异味，心里犯疑，倒掉了。但留下一小包，想将来有机会时，化验一下。
出狱后才知道，是小雨把人参磨碎筛成细粉掺和在里面了。办案警察对她说，监狱里严禁带入药品，发现了要没收。小雨说我身体不好，要求他们帮助，他们就避开狱方，直接给了我。我打开留下的小包一尝，没错，人参味儿。可惜已经倒掉。
在狱中，我有时胃痛。有一次审讯时，马丁寿和沈杰带我到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看。在汽车上告诉我，他们找的医生，是医大著名的教授，肠胃病权威专家，很少到门诊部看病，他们是提前半个月，预约挂号的。
一周后，诊断报告出来，是轻度浅表性胃炎。同以前北京医院的诊断（中度萎缩性胃炎）不同，我怀疑，警方为了不让我保外就医，做了手脚，把病情说得轻些。我想，说不定“医生”是假的，或者是和警方配合的。
出狱后打听，权威医生是真的。后来往美国检查，也证明他诊断无误。
警察纠正了北京医院的诊断。这种事情，谁能想到？
二十二、顺位
弄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摸着石头过河，错位的时候很多。这样几次以后，有一次，突然来了十几个警察，个个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之类，都来了，一扫诡谲。我舒了一口气。心里想，终于玩完了，来真格的了。刀俎和鱼肉的关系，终于正常化了。
有些问题，只有五十年代的水平。如：哈佛大学（邀请我去讲学）是什么企图？我说邀请外国专家讲学，是他们的常例。有人吼道，正面回答！我说我被禁止出境，没去。又有人吼道，正面回答。
有些问题，好像与“动乱”有关：“为什么说要吸取缅甸的教训？”“为什么说没有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参加就没有希望？”我说那是泼冷水，不是煽风点火。又有人说，正面回答。仇恨的目光，像许多手电筒的光束一般，集中地在我身上徘徊。
更多的问题，是与《新启蒙》有关。从办刊的宗旨，编委名单（问的时候，手里拿着铅印的编委名单），到去上海开会谁给的机票，谁到机场接机，住在哪个饭店，与谁同住一室之类的细节，都问到了。显然，他们知道的比我多。我想我也许因此，摸到了他们的一点儿底，猜到了一点儿，他们在干百万人游行请愿声中，找出一个沉默的、远离人群的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仅仅因主编个人的友谊，才参加了该丛书的编辑（见《王元化先生》）。官场里没背景，新闻界没关系，孤立无援，关杀没人管，是个薄弱环节。如果抓反党集团，从这个点突破最好……。
但是这样的审问，次数不多，两种审问方式，看不出互相配合的迹象。又使我猜想，可能警察们内部有矛盾，他们中凶恶者的凶恶不是冲着我，而是冲着内部的不凶恶者而来。也不排除中央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甚至党务系统高层的矛盾，表现为黑箱深处对八九民运六四事件意见不一的可能……也都只是猜想，全都无法证明。隔绝在大墙探处，没任何信息干扰，反而可任意乱想，不需对谁负责。这是另类“自由”，但我不想拥有。
二十三、家信
这以后，有两次，来的人较多，气氛较肃杀。后来又恢复了只来两个人，气氛较轻松。
那天来的，又是老马和沈杰。老马从公文包裹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是浦老师给你的信。
这是我入狱以来，第一次收到家信。信上说，以前带给我许多信和东西（附有清单，内有我在南开大学所带的几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提纲），怎么都没有回音？说我很好，高林在江苏也很好，可以放心。说探监的事，没批下来。常去公安局，听说你在里面，生活还好是吗？说看了电视连续剧《李大钊》，很感慨，如何如何。《读书》杂志上评论夏衍《懒寻旧梦录》的文章值得一读，如何如何……。
我问老马，这信你看了么？他说看了。我说，她说得太多了吧？他说可能，这要看看守所里怎么看了。他说他经手转交给看守所的那些信和东西，应该说都没有问题，他们为什么扣下他不知道。“那是他们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我们去问也不好。但是你一定得给她写个回信。现在就写，写了给我，我直接交给她。”
像上次一样，又推过来纸和笔，说，你写吧，我们可以等一等。
我给小雨写了个回信，告知所有她的信，我一概都没有收到。以后写信，三言两语报个平安就行，别写那么多，免得被扣留。所有带来的东西，除了棉衣棉鞋，我也都没有收到，以后就别送了。我很好，每当从窗格子里看到蔷薇色的天空，就想起狮子山上的黎明和黄昏，祝愿你在那里，能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孤寂和宁静。照顾好你自己，就是照顾我。我也是。我很会照顾自己，每天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你放心。
老马看了，也给沈杰看了，装进公文包里。
这是“分别”以来，小雨收到的我的第一封信。
她的信，我带回监房，看了几遍。当天夜皇，王超打开门锁，带刘钧去喝酒。他们走后，我如厕，把信撕碎，冲了。
深夜里刘钧醉熏熏归来，后面跟着王超，恶狠狠叫我起床，抖被子，掀草席，摸了每一件衣服的口袋。说，信呢？
我说什么信？你们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信。他没回答，锁上门走了。
二十四、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在狱中，本来可以看报。南京监狱里看到的是《新华日报》，四川省看守所看到的是《四川日报》。永远是十几二十天以前的和残缺不全的。管教干警们看过以后，传给劳改队看了，再从各个监房传过来。我们看过，还要传给别的监房。传递的方式，是由伙房的人在送饭时交接。隔几天一次，天数长短不定。每次好几份，份数多少不定。有时看过以后传出去了的报纸，几天以后又传回来了。
报纸不管多旧，于我都是新的。我以前从不看报，狱中无事，看得就特别地仔细。透过谎言和宣传，也可以过滤或分析到一点什么，从而得到一些乐趣。那三个人看得比我还细，我不看的他们也看。比如广告、启事、影视等等。看完了还互相考试。征婚广告第几名何人？电影明星某某最近与谁“拍拖”……不过是消磨时间。论乐趣，还是我的更大。
但是后来，报纸就不传到我们这个监房来了。这件事很奇怪。一天早上，王超来开二门时，我向他提出要求看报。我说报纸是党的喉舌，怎么能看不到报？他盯着我看了一阵，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没有回答，锁上门走了。刘钧非常开心，说，没有报看，憋得慌吧？似同情，又似幸灾乐祸。于是我知道了，这件事是他干的。我想，这种形式的狱霸，比小头那种，厉害多了。
我在体育界的朋友郝勤，认识看守所副典狱长陈波（武术家）的师傅，拜托陈的师傅，嘱咐陈照顾我。因此陈有时开门进来，问一声我怎么样。我胃痛期间，他每天来给我推拿按摩，发气治疗。并教给我一套健胃气功，颇管用。慢慢地胃也就不痛了。但是我向他提出看报的要求时，他表示无能为力，说这个，你得给王干事说，他分管你们。
办案警察干预，要狱方让我读书和看报。狱方答应了，但没兑现。只转交了一本已经扣留很久的《订正六书通》。我每天写一张“九三四要求看报”的字条，交给来开关二门的管教。从无回应。
几个月后，我出狱时，狱方发还了全部扣留的物品。其中有一大摞书。每本书上，小雨都用报纸包了封皮。大都是用《参考消息》包的，其中有苏联和东欧的消息，她急于让我知道，但我全都没有看到。那本《订正六书通》上，也有报纸包的封皮，他们在转交该书时，把包皮纸取掉了。心思之细密，难以想象。
我因此迟了好几个月，才知道苏联东欧发生变化。那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二十五、又见腊梅
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初到一九九〇年春节前夕，我在监牢里蹲了一百三十八天。
最后一次审讯，是在大除夕前三天。审讯员李奇明，记录员郑伟。
李告诉我，他们将争取让我回家过春节。但是这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说说而己。
大除夕，陈波来，通知我已被释放，让我收拾收拾，准备出狱。
他找了一个会理发的犯人，给我理了发，刮了胡子。这是他个人的好意。但小雨很遗憾，她本想给我照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囚犯照片，留作他日的纪念。
一百三十八天没刮胡子的脸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法知道。看地上一大堆黑白相间长长短短的狗毛，很吃惊。
同大家握别后，他带我走出监房，回头又锁上了门。
这个动作，让我心里一紧。
四川师范大学保卫处处长帅希望（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平时只管治安，尽可能不问政治），开了一辆车来接我，说是书记袁正才和校长工钧能让他来的。郑伟陪同我到办公室，取回了被扣留的全部信件书籍物品。
李奇明说他也去学校，见一下小雨。郑伟跟着他，四个人一同上了车。李的驾驶员开着他的空车，跟在后面。
郑伟在前座回过头来，用脸指了一下李奇明，给我说，这是我们的领导，省公安厅二处的处长。周旋了那么长的日月，我竟然一直没有看出，这个人是办案警察们的领导。
帅希望说，李处长在文革的时候，坐了十年大牢，吃的苦可大啦！要不然，哪里还是个厅级处长。李没说话，忧郁地看着脚下，如同在审讯我时那样。
车子一直开到雨舍跟前，小雨在门前等着，拿着一大把腊梅。这花，我小时候很熟悉，自从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年没有见过。
李奇明下车后，同她握手，指着我，给她说：“我把他好好地交给你了啊。”
原来他要见一下小雨，就是为了，说这么一句话。
二十六、如是我闻
出狱后，从各个方面听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
来自文化教育界的告密材料多加牛毛。反而是警察们的客观调查，排除了大量不实的指控。
南大校长曲钦岳先生曾就我被捕一事，向江苏省委抗议。省委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这事。但四川省委的朋友告诉我，直到要放我的那天，省委书记顾金池还打电话给省公安厅，教等一等。说他已向上请示，等有了回话再说。省公安厅回答说，已经放了，要是不行，可以再抓回来。
小雨也曾在南大校园，见过那个穿便衣戴墨镜的家伙。我被绑架的那天她也被带走，刚被释放回家，那人就带着几个警察来搜查，让她在“搜查证”上签字。她告诉他，高尔泰是个病人，需要照顾。他讥讽地说：看来，你还挺同情他的吗？小雨说，为什么不？要是你坐了牢，你太太不同情你吗？
他断然说，她不会的！话一出，似乎自觉不妥，忽然尴尬起来。
小雨感到奇怪：这种东西，居然还会尴尬。
罗兴雁参加搜查，发现了那本装满了小字纸的照片簿。是我五十年代被劳动教养时偷偷写下的记录。字极细小。他辨认了一会儿，低声给小雨说，这对你们，很重要是吧？
几十年来，我为保存隐藏这些记录，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比写它们还大。在北京三年，是小雨替我保管。有多要紧，她和我同样知道。面对警察，不知怎么说。
这时戴墨镜的过来了，罗把它丢到已看过的东西一边。
他们把要带走的东西，登了记，分别装进了印着“南京市刑警大队物证袋”的牛皮纸口袋。有个清单，让小雨签字。
小字纸照片簿不在其中。为防可能有的第二次搜查，小雨听从系主任许志英的劝告，把它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直到我出狱。
没有它，我就写不出《寻找家园》中的许多篇章。
小雨常说，“警察也是人”。这使得她在同他们打交道时，不像我那样一再错位。当马丁寿给她说，“有落井下石的么，也有下井救人的么”。她立即就听懂了。这话，饱经风霜的老狼如我是听不懂的，必以为这里面隐藏着什么陷阱，一听到就要叫自己小心。
事实上，如果他们真要怎么样我，再容易不过了：权力是天赋的，材料是现成的。无须拐弯抹角，更无须我这个土脑子所能想象得出来的那些下策。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马、熊、猩猩和猫头鹰们，都有一颗真正的人的心。
去国十几年，与不同语言、肤色、异俗殊风的各国人等交往，最深的一个体验，就是人性的善恶。人这个物种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知识技能、社会制度和职业身分都没有关系。对于那些承担着制度的罪恶，戴着刑具的脸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减少无辜者的痛苦，而又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不为受益人所知的人们，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一直很想，不仅代表我和我的家人，也代表无数在绝境中因他们的看不见的、困难的和危险的努力而减轻了伤害的人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只因为怕我的感谢，反而会给他们造成麻烦，沉默至今。忽忽十五年就过去了。文中提到的诸位，该都已告老还乡，安全了吧？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头发也已经白了。但是每想起那些遥远的往事，仍然强烈地感到，那种对话的错位、那种人与入之间的隔膜之中，有一份深深的悲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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