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锣鼓在线免费阅读_寻找家园文学小说

一九五七年，我已经二十一岁，在遥远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单位，感觉不到有什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然我也看报，但那欢欣鼓舞的“大鸣大放”，和随之而来的“愤怒声讨”，于我都只像是，电影的锣鼓。
《论美》的写作和发表，完全是瞎碰瞎撞上的。由于发表在北京的所谓“中央报刊”上，又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我们的校长肖英以为出了大事，跑到兰州市委，报告“严重情况”。接待她的青年官员谢昌余（后来当了省文联主席）听完汇报，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是政治问题，不要紧张。
甘肃省委召开座谈会，发给了我一个请柬。我没在意，没去，也没答复。肖英找我谈话，说那个会很重要很盛大，擅自不去，是脱离政治，自由主义，纯技术观点。叫我要关心政治。给我看了一份会上传达的文件，是毛泽东的讲话。打印的，不让带走，要我当场看了就还给她。粗粗溜了一下，主要是请大家出来鸣放，帮助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云云。
洪毅然先生来访，他刚参加了省上那个为期三天的会，特兴奋特高兴。问我为什么没去，说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托他向我问好。说会开得好极了，大家都讲出了心里话，很畅快。谁说了什么，谁又说了什么，一个比一个尖锐。张仲良说，都说得很好。能开诚布公，证明大家相信共产党。党和大家打成一片，肝胆相照，才能共同进步。我问，难道你们没看到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吗？《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都在讲要反击。北京那些人，鸣放了一阵，已经在挨整了。洪回答说：张仲良说了，那是针对右派的，不是右派就不用怕。毛主席亲自发表讲话，保证言者无罪，你还不信吗！
不久，报上公布了毛的那个讲话，但已和传达的不同。提出要根据六条标准，区别香花毒草。说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不但北京，地方报刊也开始反右。《甘肃日报》连续多天，以通栏大标题“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整版整版报导在省委那个座谈会上出现的反动言论，省政协主席水梓，《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西北师院院长徐褐夫、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都被点了名。“广大工农群众愤怒指出”，这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
紧接着，兰州市委也召开座谈会，也给我发了一个请柬，会期也是三天。这次我不能不去了，他们派了一辆小汽车来接我。我们的新校长雷煦华陪同来人找到我，一同满面笑容逼着我上了汽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也是这些弯弯曲曲迷宫似的土屋小巷里第一次有小汽车通过。车子夹在里面，东倾西侧前高后低一顿一顿地爬行。常遇到宽度不够之处，又倒回来另觅新路。驾驶员已很焦躁，有时猛一冲吓得鸡飞狗跳，吓得那些腆着脏肚皮吮着黑手指贴墙站着看新奇的孩子们一阵乱叫乱跑。和他相反，那个来接我的人，却一直在后视镜里亲切地微笑。
开幕式像听报告。数百人坐在下面，十来个人坐在台上。还是“传达”毛的那个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后张仲良以省委书记的身分，向大家保证安全。这个人我见过。去年办工业展览，调我去画画，他审稿，意见不俗，好像有点懂行，还说我画得好。这次他说，党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管僚主义、教条主义等等毛病，请大家来提提意见，帮助我们改正。务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错了也不要紧，都是好心。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间他问，高尔泰先生来了没有？（有人答来了。）来了，欢迎欢迎。上次邀请你你没来，大家都很遗憾。有意见没处提，到北京去发表，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很脱离群众了。来了，沟通沟通，隔阂就没了，如是云云，说完就走了。这里继续开会，市委书记（名字忘了）讲话，动员大家鸣放，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张仲良
讨论会气氛热烈，大家发言踊跃，我始终没开口。晚饭后，会散了，他们留下十来个人，包括我，在小会议室开小小会，有牡丹烟、龙井茶、橄榄、话梅。市委头儿都来了，或慈祥恳切，或豪爽直率。香烟氤yīn氲yùn，光晕朦胧，有股子随和劲儿。书记坐到我的旁边，促膝抚背，热情得像一盆火，要我给党提点宝贵意见。我坚持说我没意见。他说，你在北京发表的意见不是很好嘛！我说那不是意见，那是美学。他说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哪，说什么也别客气呀。我想不出话来回答，只能一再重复，不不不我没意见，像个傻瓜。
学校放暑假时，反右进入高潮，由周恩来签署的“劳动教养条例”也已公布。兰州市教育局通知中、小学教师鸣放，叫我们带上行李，到市中心几个学校集中开会。这次不是邀请，是规定，不想去也得去。还是原套程序：传达主席讲话，书记担保平安，局长动员鸣放。还是原套说法：帮党整风，竭诚欢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会期不是三天，而是一个月。日程是公开的：先鸣放，后反右。暑假里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学后继续批斗。
我想，人都不是傻子，到这份儿上，该不会有人闻笛起舞了吧？不，奇怪得很，照样热闹。覆车之鉴，全都视若无睹。我们住在教室里，一室十几二十个人，那些课桌，白天聚拢来就是会议桌，晚上分开拼就是各人的床铺。半天开会鸣放，半天写大字报。写大字报的纸、墨、笔全由教育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大家写得不亦乐乎，贴得不见墙面。叙事、评论、顺口溜、相声，甚至漫画都有。记得女子师范的许植本老师写了许多诗，贴出去得意得很，常在墙前徘徊，听人家赞美。我记得全的，只两首。一首写农村的饥饿：粒米煮成十碗粥，东风吹来浪悠悠，一勺舀出西湖镜，照得全家水中游。一首写城市住房的紧张：两家共住一间房，每逢周末换班忙，开关门户起纠纷，儿童归来叫错娘。
好像有点漫画化，但我没说。看什么样的大字报，我都不表态。有人稿长，见我没事，请我帮抄几张，我拒绝。有人贴出呼吁书，许多人连署，要我签名，我也拒绝。我想，我不沾这个边。在整个鸣放过程中，我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一个字也没写。
想不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就是我。
我们学校有个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叫杨春台，丈夫是西北师范学院的地理系主任，家在西师。那天早上在院子里遇见，我问她西师的右派分子是怎么处理的。她说还没处理。当天下午墙上就出现了一张题为“质问高尔泰”的大字报，说，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鬼鬼祟祟打听右派分子怎么处理？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鸣放声中噤若寒蝉？下面签名之多，是正文的好几倍。不少名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几天后，大礼堂东墙所有的大字报都更新了。上面一横排标语是用墨汁写在报纸上的，一张报纸写一个字，二十几个字排过去十几公尺长：“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高尔泰揪出来示众”，就像报纸的通栏标题。下面都是揭发我的大字报。内容除了摘抄报刊上对《论美》的政治批判，都是两年前在肃反运动中整过的材料。其中包括我写给好朋友刘汉的信。那时我还在上大学，因此受过批斗，但没处分。看来材料都保存着，不然这些人怎么能够知道！是谁给他们看的？这么多大字报是在哪里写的？怎么贴出来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都莫名其妙。
有一张大字报，写出了新材料，但却是无中生有。说我半夜里说梦话，大喊杀杀杀。写这份大字报的人叫郑钧，我们学校的地理教师，甘肃民勤人，古铜色脸上有深深的皱纹，朴实一如老农，平时沉默寡言，同我也无冤无仇。
开学后一番批斗，我被定为“极右”，西去“劳动教养”。二十一年以后“平反”归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颇有点儿前度刘郎的感慨，一度曾去，北岸访旧。十中已人事景物全非，唯一的旧相识，也就是这位郑钧老师了。他已很衰老，白发稀疏，腿脚也不大灵便。见到我他非常高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坚持要我到三楼他的宿舍里喝一盅。显然，又见友人，他有一份深深的感动。
二十一年过去，兰州市容变化很大。但皋兰山和黄河都是老样子，从楼窗外望出去，沉沉晚烟凝紫，风景略似当年。老人说起往事，神色有些黯然。那年老婆子饿死后，儿子去“引洮上山”，也死了。退休下来没处去，只好赖在学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默默地对饮。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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