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号:13333709510(微信同号) 13068761630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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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 流沙堕简 |
| 别无选择
一九五五年夏天,百来个被统一分配到西北“支边”的大学毕业生,在兰州一条小街上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等待再分配。每天没事,到处闲转。 兰州是一座古城,伊斯兰风格的房屋,大都是用泥土建筑的。从城边的皋gāo兰山上望下去,除少数新建的灰色楼房外,千门万户一色苍黄,有点儿像中东的阿拉伯市镇,又有点儿像美国中西部桑塔菲那样的印第安小城。日夜奔腾的黄河,咆哮着沿城流过,把浩荡河声散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沿河有许多巨大的圆形水车,从容地缓缓旋转,灌溉着两岸的果园。两岸果园绵延数十里,春天繁花似锦,夏天浓绿重荫,秋天千树万树沉甸甸都是果实。冬天积雪不消,几个月一片银白。黄河结了冰,汽车,马车都可以从冰上过去过来,来年解冻后的冰凌子,互相磕碰挤压,格格有声,一直要漂流到四、五月里才销声匿迹。 居民以汉族为多,杂有许多少数民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常来此集散,卖他们的野味、瓜果、毛皮、香料、药材,烤羊肉串……和形形色色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街上没铺沥青,坑坑洼洼,狗、羊、鸡不知让路。东一堆西一堆的建筑材料和工地垃圾之间,地摊相接,货物琳琅满目,本地土特产和外省轻工业品相与杂陈。汽车、马车、驴车、拉拉车、自行车和行人互相吆喝闪避。马帮、骆驼客、车把式、筏子佬推推搡搡停停走走。回族、藏族、裕固族、东乡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族和来自全国各地“支边”的汉族做买卖,语言手势南腔北调,服饰异形五色杂而炫耀。晴天黄尘滚滚,雨天泥浆飞溅,繁忙混乱中透着一股子新兴之气。 西北石油资源的开发,使兰州成为新兴的工业基地,面貌日新月异。七十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座高楼烟囱林立,有二百多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已代替了那乡土气息和历史韵味都极其浓厚的破落小城。从皋兰山上俯视它,烟尘深锁,灰蒙蒙如同云海,有时连高楼的顶端都看不见。黄河水不再结冰,三九寒天飘流着油污和泡沫。那些赶不上生活节奏、转得很慢的水车,一个都不见了。这是五十年代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那时我们走马看花,浅尝了许多新奇、脏乱和不便之后,就都哪里也不想去了。成天在旅馆里打扑克、下象棋,或者躺着看书。又没好书可看,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一天,有通知下来: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刘海声要接见我们。什么叫“接见”,我不知道。跟着大家上了卡车,颠颠簸簸来到一个什么单位的礼堂,下面坐着好几百人,都是全国各高校分配来了以后,又再分配到教育系统的应届毕业生。台上长桌子后面,坐着几个人,据说中间的一个是厅长。其人瘦而皮肤松弛,一直靠在椅背上看桌子,面无表情。好像他同我们一样,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先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起来讲话,欢迎大家来到甘肃,介绍甘肃概况,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接着厅长致欢迎辞,称赞我们能无私地听从祖国召唤,希望我们落地生根,为壮丽的事业奉献如火的青春。说时两眼精光四射,就像换了个人。说完往椅背上一靠,耷拉下眼皮,又恢复了原样。 接着学生代表上台讲话,感谢首长的关怀鼓励,表示绝不会辜负党的期望。其中的一位,发言特气派,给我印象特深。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声调:“……我代表——(停),全体同学——(停),向一一(停),首长们一一(停),坚,决,保证,完全地一一(停)无条件地一一(停),服从——(停),统,一,分,配——” 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也是学生代表,他说他是党员,带头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准备的油画颜料,多是土黄、生赭。来了才知道,赭、黄用不完,绿色不够用。这里的绿,不亚于我们江南。不,比江南还好。这么大这么多的瓜果蔬菜,生来都没见过。这么香这么美的羊肉泡馍、牛肉拉面,生来都没吃过……这么好的地方,牛都拉不走我。老死甘肃,我无怨无悔。大家给了他一阵掌声和笑声,连一直面无表情的厅长,也拾起上眼皮看了他一下。 代表表态毕,宣布分配方案:都在兰州各个中学里教书。我同其他十一个分别来自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南京和上海市的同学,包括那位发言特广泛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在黄河北面的兰州市第十中学。回到旅馆,各学校派来迎接新老师的人,已经在门厅里等着了。 雪泥鸿爪 兰州十中位于市郊黄河北岸,一处叫做盐场堡庙滩子的山坡上,应该说是郊区了。地名既难听,风景也难看。新盖的三层楼校舍,像一个灰色的火柴盒,孤零零兀立在无数低矮破旧的土屋之上。土屋鳞次栉比,往下一直延伸到河边的果园。果园的绿色只限在河边,并不向外蔓延。在水车灌溉的范围之外,寸草不生。从河边沿着狭仄的土巷曲折上行,约两华里可到我们学校。再从学校往上走,土屋渐渐稀少,再上去就是山了。山与房屋同色,是光秃秃的土山,山上没树没草没石头。山后面还是山,都是这种山,从最高峰望出去,千山万山一派苍黄,单调丑陋之中,有一种雄奇犷顽。 山脚下屋顶构成的黄色斜坡上那个灰色小块,就是我们学校。刚刚新建,十六个班级近千学生,全是初中一年级,年龄参差不齐。我那时十九岁,不少学生比我还大。教师大都是本地人,有从各个中、小学抽调来的老教师,也有应届毕业的高中生,个个课程表排得满满。我们一行十来个外地人分配进来,立即就投入了工作,任务都很重。我教全校的美术,每周十六节课,也就是每周重复十六次讲同样的内容,批阅近千份作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整个地变成了工作机器。 教研室和教师宿舍都在三楼。一个宿舍住两个人。和我同住的,恰巧是在接见会上发言特气派的那位,叫孙学文,上海人,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大我五岁。高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服装合身,嗓门洪亮,仪表堂堂。每晚都要把裤子折叠得平平整整,压在枕头底下,保持第二天穿起来前后都有一条笔直的褶痕。床下一长排皮鞋,双双擦得锃亮。 早上铃一响,他就一跃下床,打开留声机,放上一张舞曲唱片,跟着哼起来。穿衣叠被梳洗擦鞋动作快速,而且合乎曲子的节拍。完了还要踏着舞步转上几圈,才关掉唱机拿上碗筷出门去。到门口总要回头,向我大叫一声:快点儿,开饭了!接着就是一连串硬底皮鞋敲着水泥楼梯下楼的声音:嗒嗒嗒嗒,清脆响亮快速。 这样一个人,却有很多书,而且都是好书。世界历史一类,装满三大木箱。许我借阅。这些书他都认真读过,密密画着红线,批注也见解不俗。同他谈话,可以得到不少启发。他说雨果和狄更斯不了解法国革命;他说对德国而言,罪魁祸首不是希特勒而是俾斯麦……,诸如此类。不论正确与否,都是他自己的看法,很难得的。他说他的毕业论文是探讨洋务运动,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只来得及说了个大概,想什么时候有空了,要写一本书,深入地探讨一下。 有一次,我提到那次发言,问他为什么说是代表全体同学,未经授权,一个人怎么能代表全体。他说那是临时支部的安排。他虽不是党员,已经递了几次入党申请,组织上要培养他。他说他的父亲是旧职员,又是基督徒,虽已过世,但仍影响申请的批准,他得严格要求自己才行。他早已不信教了,现在是无神论,彻底的唯物主义。他说首先说服他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我相信。 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由于他的揭发,我失掉了许多文稿和一本日记。但在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劳动教养以后,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刚被点名不久,就从三楼上跳下去自杀了。二十一年后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真难以想象。他那充沛的精力和开朗乐观的性格,以及在单调枯燥、机械而紧张的生活中活得有滋有味的能力,留给我难忘的印象。 我们这十来个外地人,一时没能融入本地人的社会,自成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除我以外都是共青团员。其中一个是党员,叫谢树荣,二十五岁,我们都叫她谢大姐。四川人,川大生物系毕业,教生物,兼任共青团教师支部书记,做思想工作特认真。说话时,由于真诚,由于理想主义的照耀,眼睛里闪着纯洁神圣的光芒,令人感动。我不信她的说教,但是我也感动。 有一次,校长雷煦华找她谈话,给她“介绍对象”,说对方是“上级首长”,你只要同意,现在就可以用他的钱。她楞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说,雷校长,你这,同你的职务很不相称。说完就走了。到门口,回头又说了句“可耻”。出来越想越气,到我们宿舍来说,脸发白,直抖。轮到大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了,都说这事没什么不好,看得起你才找你,你不同意,也就算了,别气。她还是气,要求调走。争取了很久,都不行。“反右”以后,又“反右倾”,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不想走也得走了。七十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位朋友给我看了一封她寄自西藏的信,说人生真没意思,活得很累很累,却不知为何。 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被分配在城南的西北中学。两校相距很远,又都极忙,难得一见。那天他来看我,一见面就激动地喊道:“兰新线通车了你知道吗!?”喊时两眼放光。原来西北中学靠近铁路,他每天半夜里醒来,听到火车突突突突(他学得很像)向西进发,就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蒸蒸日上胜利向前,就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他说时,手舞足蹈春风满面。我知道他是真诚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五十年代,这种人多的是。我当了右派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后来听说,他一度当了西北中学的教导主任,“文革”中被揪斗,得了精神分裂症,不知去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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