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与阿狮在线免费阅读_寻找家园文学小说

我刚满十岁的时候，一九四五年深秋，有一位父亲从前的学生李树棠先生，从城里专程寻来，告知日本投降的大好消息。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带着姐姐和我，到祖母坟上祭扫。说嬷嬷没等到这一天，知道了也会高兴的。说现在要准备上路，回远方的家乡去了。在山里长大，我觉得山里就是家乡。知道要走了，有点儿惋惜。但是我也相信，那边必会更好，要不，干嘛急着搬家。
回来吃过饭，父亲就和李树棠一同走了，说先回去看看。从此他常在两地之间来回。学校的事，交给了高志良。家里的生活变得忙乱起来，大包小包的，准备搬家。我无须忙，但还得照常上学。放学回家，还得照常放羊。还是阿来，那只高大的香灰色公山羊。
三年前，大姐出嫁那时，家里人来人往很热闹。有人说要宰羊，我偶然听到，大吃一惊，连忙牵了阿来躲进树林。大人们找到我时，我坚决不肯回家。直到他们答应不宰羊才罢。所以我们家一直有阿来。后来我们不关它了，把项圈也去掉了，它就在屋里屋外自由地走动。当我们坐下时，还常常要过来舐我们的手，吃我们放在小桌子上的花生米和炒黄豆。
它好像知道有狼，从不离家稍远。我每天放学回来，陪它到山坡上吃一阵新鲜草，已经成了习惯。
现在我们要走了，带不走它，那边也没处放养，在上路以前，给它拴上绳子，牵给了村前头的一个孤老婆婆作伴。老婆婆用豆饼喂它，它不吃，要跟我们走。我几次回头，它都一直望着我们，一动不动，绳子拉得很直很直。
我们很难过，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把阿狮带走。阿狮是山乡的土种狗，没受过训练，但极忠诚勇猛，六、七年来已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逢年过节，大人按照风俗习惯给我们分发节日的食物，像除夕的元宝肉，端午的棕子，中秋的月饼之类，都必有它的一份。
走的那天，村上人用独轮车帮我们把东西推到沛桥镇，在那里上船。岁已云暮，寒风凌厉，浪涛拍岸，船摇晃得厉害。阿狮怎么地也不敢上船。我们强行把它拖上跳板，它抵死不走，一放手就跳回岸上。折腾很久，最后父亲把它抱上船按住，船家拆了跳板，它才安定下来。湖上浪很大，我们都晕了船。它也躺着不动，不吃不喝，想必也晕了船。
进城后，我插班上学，同城里的孩子们不合群，打架、旷课、留级，坏名四播，独往独来。只有阿狮，一直是我真诚的好朋友。小学六年级时，我写了篇作文《我家的狗》，老师看了直摇头。但我自己喜欢，投寄到《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居然花边刊出。稿酬是一本连环画册，《木偶奇遇记》，极有趣。
一九四九年，百万雄师过大江，沿河一带人家，家家住满了解放军。阿狮天天吠叫不息，终于被一个兵刺死了。那天我放学回家，没有阿狮扑上来，感到怪怪的。一听说就大哭大闹，扭住那个兵不放，用脚踢，用头撞，还咬破了他的手。他不还手，努力挣扎。别的兵捉住我，放走了他。我动弹不得：感到自己在索索地抖。父亲、母亲、二姐三个合力把我拉进房间，堵住门不让出去，我还是抖个不停，牙齿格格直响。
晚上，进来四个兵。一个是住在我们家的，他介绍那三个人：钱参谋钱志龙、二连长邹鸣章、三连长刘仁田。他们说他们是来赔礼道歉的，已经批评教育了那个兵（说了个名字，我没听清）。说一个人不好不等于大家不好，大家是好的，队伍是好的。二连长来拉我的手，我的手藏到背后。他又问我爱不爱打枪，说可以教我打枪，我不答。二姐代答说我爱画画，特别爱画大画。他们说他们正好要画宣传画，纸、笔、颜色都有，画多大都可以。说要请我到连部去画，问我可愿意，我不答。钱参谋说，不反对就是同意了，星期天再来请。我相信他们是一头儿的，决心不去。
但我很想画大画。星期天，跟着通讯员去了。按照他们的要求，把一幅报上的木刻版画，放大到两公尺高。画是黑白的，一个兵背着枪迎面走来，下面用红色写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个大字。贴在街心里，都说画很好。我不快乐，心里怪怪的：不知道这是不是，背叛了最好的朋友。
淳溪河上的星星
从山乡到圩乡，从自治区到沦陷区，不过一湖一山之隔，景观大不相同。
战后的淳溪镇，到处是瓦砾堆。特别是日军登陆的城南沿河一带，更是废墟连着废墟。较完整的房屋，集中在昔日的老街、从东到西的一条狭长区域。街上依然热闹，新开了几家专卖轻工业产品的商店，那时叫广货店，玻璃柜台特别触目。日本人在城东头筑了一个汽车站，一个油库，一条通南京的汽车路，是以前没有的。
老街上也有不少被炸毁的房屋，裸露着大片空墙，墙上涂满“仁丹”广告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标语。墙下的瓦砾堆上，排列着农民和渔民挑到城里来卖的各色蔬菜，和鱼虾野鸭、茭鸡水鸽、菱角藕茨菰荸荠之类，都很新鲜。大斗小秤讨价还价，市声鼎沸。没有人注意到标语的存在，更没有人想到，应该把它们涂掉。标语作为人文景观，也成了一种自然景观，在人们无心的漠视里被更深地埋葬。
城南的废墟，七高八低，长满灌木杂草，开着各色野花。原本是水中的芦苇，也摇曳在当年的人家，覆盖得看不到一片砖瓦。无数苔侵藓浸爬满藤蔓的断墙残垣，嵌装在烧焦熏黑粗细不等的梁柱之间，有的带门有的带窗，有的还带着当年悬挂相片框子或者粘贴年画的痕迹。白天蜂蝶纷飞，夜晚鼬狸出没，虫声连成一片。进去捉蟋蟀的孩子们，或者重建家园的人们挖开瓦砾，有时可以发现一个黑色的带着绿色铜铃的银环，那是婴儿的项圈。或者一个绿锈斑驳如同头盔的铜罐，盖头上有镂空的花纹，那是老人的脚炉。骷髅朽骨，亦时或一见。
逃离的人们络绎归来。有时早晨上学去的路上，看到有几个大人小孩在扒拉瓦砾的地方，晚上放学回来时，已经立起了一个小小的窝棚。有些窝棚逐渐地变成了房屋。月夜里望出去阴森可怖的废墟地带，逐渐地有了愈来愈多的灯光。有些窝棚里不管多么拥挤杂乱，还供奉着死者的牌位，牌位前一灯长明，象征着生者恒久的悲伤。但悲伤就是悲伤，并不孕育出思想。像俞同榜那种敢于在沦陷区击杀日军的平民英雄，回来了没人敬也没人谢，人们各忙各的，对他都冷冷淡淡。
我们在城南河边的家，毁于日军的炮火。最可惜一楼藏书，兵后灰烬无存。只有院子里堆放杂物的两间老屋没有完全倒塌，墙虽洞豁，梁柱还支撑着屋顶。父亲用从废墟里清理出来的砖石垒起四堵墙，里面用芦扉隔出四个房间，成了我们临时的家，倒也温暖舒适。我和妹妹在城区中心小学上学，二姐在那里教书。父亲清理废墟，工程如山。前后屋基上的瓦砾清除以后，母亲都撒上了油菜籽，花开时一片金黄。母亲还养了一大群鸭子，每天放到河上。
战前，父亲有一个“私立淳南农业仓库”，一个“私立淳南实验小学”。用前者赚得的钱养后者，试行他的教学法，发表了一些实验报告，想走出一条路来，因战争爆发而中断。战后归来，二者皆已荡然无存。实验小学所在的药师庙，主体建筑是木结构，飞檐斗栱、雕梁画栋，一炬成灰。唯余半段长廊，供老僧截廊而居。父亲失业在家，常到他那里喝茶。那时父亲写了一些诗，记得其中的一首是：“紫藤铺绿上纱棂，暑夏风廊昼曲肱，往事追寻陈迹杳，无言默对旧时僧。”
淳溪河联接固城、丹阳两湖，河面宽缓，水中荇藻丰茂，鱼虾成群。沿河一带的人家，家家都养了大群的鸭子，为防黄鼠狼偷袭，关鸭的篱笆一直插到水中。我们家也是。鸭们无须喂养，每天放到河上，一直要吃到糊口，吃得不知道回家。于是一到黄昏，各家的主妇都要到河边唤鸭。用双手在嘴边围成一圈，朝着暮蔼沉沉的河面上湖口的方向，发出“伊豆伊豆伊豆豆豆豆豆……”的声音，有的柔和有的急切，远远近近重叠呼应。须臾河面上出现了庞大的鸭群，嘎嘎地叫着，愈近愈吵闹。次第分成小股，各回各的家去了。
每天我放学回来，晚饭以后，爱跟母亲一起，到河上唤鸭。那时的河，特别好看。水面铺着斜阳，橘汁般一片金红。渐渐地金红变成了瑰红，又变成了紫罗兰色。鸭子刚一归笼，鱼儿就开始跳跃，泼拉拉直窜，显得特别欢欣。激起的波纹上闪抖着灰蓝的天光。这时，母亲会拉着我的手，指给我看天上那些最初的星星，告诉我它们的名字，给我讲它们的故事。
我至今认得那些星星，记得它们的故事，它们也出现在北美的天空。看到它们，我就想起母亲。
留级
淳溪镇北门外，平缓的山坡上，有一古建筑群，叫“书院”，山亦因名“学山”。清光绪年间有“就学山书院改设高淳镇学堂”的记载，从那时起一直是学堂。日军入侵，炸毁烧毁不少。其残余部分，就是战后的高淳中学和城区小学所在地，也就是我逃难归来上学的地方。
我在城区小学插班五年级。班上的同学，都是城里人，大小店铺老板们的儿女，都会说几句日语，有的还会唱日本歌，倪奴阿奴倪尕古，阿到古之尕沙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学，给我看一支灰杆子的铅笔，上面有一排符号，我不识。他说，这是哎海赖次刀铅笔，你懂吗？
初到校的那天，他们对我的欢迎非常之热烈。一位同学抓住我的帽子抛向天空，大家争着去接。一抛一抛掉到地上，大家就争当足球去踢，直到上课铃响。我拾起帽子，已经一塌糊涂，顶上的绒球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那是母亲专为我入学编的毛线帽，我还是第一次戴毛线帽。
在班上，我年龄最小，又是乡下来的，土头土脑。加之一个耳朵有点聋，反应迟钝，所以大家喜欢拿我开开心。比方说在背上贴个纸条，用粉笔画个王八，或者刚要坐下时抽掉凳子之类。他们在一起时，高谈阔论，眉飞色舞，我很想参加进去，但插不上嘴。即使是暑假到河里游泳，也是他们成群结队在河湾里扑腾，我一个人在木排外边水深流急的地方扑腾。我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怕大家把我拖腿按头呛着玩儿。我被呛过一次，难受极了。
那时学校里，下午第一节课后，老师都要带学生去参加“重建校园”的劳动。把从瓦砾堆里挑选出来的比较完整的砖头，搬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整整齐齐码好。曾经发生过几起遗留的炸弹炸死人的事，所以我们搬砖头，来去都排着单行队，一个跟一个，走指定的路。去时空手走一条路，回来时每人搬几块砖头走另一条路。路是羊肠小道，穿过丛莽瓦砾堆，弯弯曲曲七上八下。有一次空手走时，我发现没有老师带队，觉得我们这么规规矩矩走，太冤枉了，便举起双手，又提起一只脚，用一只脚跳着前进。虽然非常别扭非常吃力，但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眼下的自由。不料班主任徐夺标老师就走在我的后面，一声断喝，我差点儿跌倒。劳动完了集合时，徐老师把我叫到队伍前面教训了一顿，然后对大家说，坏孩子调皮捣蛋，你们不要学，使我在同学们面前，又矮了一截。
二姐是我校的老师，对我同样严厉。那天降旗仪式以后，我所盼望的放学时刻到来时，训育主任刘伯卿老师宣布迟半小时放学，打扫校园。他说家里有事的，可以请假。我早就想着放学后带阿狮到湖边去玩儿，便走上前去，说：我家里有事，我请假。刘老师还没答话，二姐就走过来了，说，家里有什么事？我不开口。刘老师又问，家里有什么事？我还是不开口。姐说，越来越不老实了，哪里学来的？刘老师说，今天不打你，扫地去。归队是，同学们都嘻嘻地笑。此后好几天，他们见了我，都要问一句：家里有事吗？
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朱开泰，是一家大文具店老板的儿子，全校踢毽子踢得最棒的一个，能连续打三十几个后跳，引来许多同学围观。那天他打跳时，橡皮从口袋里跳出来，滚到我的脚前。他来拾时，我不知为什么想也没想就一脚把橡皮踢了开去。他指着我的鼻子，说，盖个铁聋子。我想也没想就同他打起架来。这一架打了很久。班主任徐老师听到报告急忙赶来时，他正伏在地上，我正骑在他背上。我没发现徐老师到来，继续用巴掌揍他的后脖子，被徐老师看见了。
那时学校里，到校后和放学前，都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由江永芬校长带领，念“总理遗嘱”。他念一句，大家齐声跟着念一句，念毕徐徐升旗，或降旗，同时唱“国歌”。歌唱完，旗就升到顶或降到底了。所谓“国歌”，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我喜欢“贯彻始终”四个字，因为唱到这里，就要解散了。那天降旗仪式以后，唱到这里没有解散，训育主任刘伯卿老师训话。我没听，不知说了什么：说着他把我和朱开泰叫到司令台上，问哪个先动手，叫朱开泰归队，叫我站好，低下头，按着我的头连续猛揍我的后脖子。说，后脖子挨揍，味道怎么样？我很痛，但没哭，斜着眼睛瞟了一下台下，瞟见许多女同学用手帕捂着嘴窃笑，还瞟见二姐高老师铁青着脸朝我怒目而视。
第二天到校，发现班上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中，除了幸灾乐祸之外，还有一点儿怕兮兮的神色。没有人再当面嘲笑和捉弄我，也没有人再叫我铁聋子了。想不到在山乡翻山爬树胡打海摔练出来的那点儿体力和灵敏度，居然给我带来了做人的尊严。哈！从此我“动物凶猛”起来。毕业后升入初中，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学校换了，老师换了，同学依旧。中学里不兴体罚，打架数次只记小过一次，我就更野了。
渐渐地有人来牵线，介绍我同其他班级某个打架有名的同学“比试比试”。这种比试是县中的地下传统，早有先例。都是相约在放学后，回家前，在北门与学山之间的陈家山坟地进行。对方都是大孩子，我是吃亏的时候居多，但不肯认输，死缠烂打，经常衣衫不整皮肤青紫甚至头破血流回到家里没法交代。有一次我这样回到家中，全家正围着桌子吃饭，没有等我也没人理我。我砰的一声把书包一丢，拿起碗就盛饭吃。父亲对妹妹说，让开点儿，英雄好汉来了。我不言语，大口就吃。父亲说，多多地吃，吃大了背上刺一条青龙，好到上海滩上夜总会里去看大门。我不言语，但心里吃了一惊。
越想越觉得没趣，但我绝不认错。那时候，越是大人不许做的事，越是要做。不是想做，总要反在里头才痛快。后来我已经不爱打架，很少打架了，也还是常常要在回家以前，故意把泥巴涂在脸上做成刚刚恶斗一场的样子，使他们气得骂人伤心得叹气急得团团转。
那年我被记小过多次，品行成绩丁等。按规定不得升级，成了全校惟一的留级生。老师警告我，再得一次丁等，就要被开除学籍了。
时来运转
那时候，从没想到过前途之类的问题。不爱上学，只拣有趣的事情做。偏僻小城，生活单调，孩子们乐事很少。放学后三三五五，接龙、跑角、踢毽子、斗蟋蟀……我来自山野，和城里的孩子不合群。打架、留级，更被同学们疏远。一个人无所可玩儿，就看书。
高淳县中有个老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战火中得以幸存。管图书的叫周典纲，是个工读生，乡下来的，同我很好。许我不按规定，径自入库找书，并可比别人多借几本。我从小爱书，战时在山乡，难得有书，连黄历都觉得有趣，翻来翻去。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兴奋得挖耳挠腮。从此一摞一摞借了看，越来越不爱做功课。尤其留级以后，功课都是重复，我厌烦死了。常在上课时偷着看书，因此常被老师突然叫名，站起来，被问一句：我刚才讲的什么？
我希望我能像隐身人一样，无形无影。但是身体扎实，很重，一头乱发，钮扣不全，无可逃遁。渐渐地，怕上某些老师的课了，一怕就越怕，越怕胆子越大，开始逃学。
当时的校园，极为荒芜，到处长着草。操场后面有个小丘，小丘那边荆棘灌木丛生，是一大片茂密的榛莽，传说里面有日本鬼子留下的地雷和炸弹，没人敢进去。我用棍棒打出一条小路，通到榛莽的深处，用茅草做了一个鸟窝那样的东西，躺在里面看书、想心事。头顶上枝叶交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但不挡阳光空气。
四周是浓重的草木的气息，腐草的霉味夹杂着野花的清香。在蜜蜂的嗡嗡，和山丫雀不息的聒噪声中，可以听到远方上下课的钟声，和裁判在球场上吹哨子的声音。时不时，有同学三三两两，在小丘上奔跑追逐。有时还停下来指指点点，朝我这边眺望。他们看不见我，但我看得见他们。这一点最使我开心。
躺在鸟窝里看书，是大快乐。沿着一行一行的文字，我从铁铸的现实中逃遁而去。大考小考班主任成绩单全没了，有的是海阔天空万水千山：宇宙洪荒远古的传说奇幻突兀，神仙精灵奇士佳人雄丽高寒。不同的书是不同的世界，五光十色。也不是毫无选择，比方说，喜欢《安徒生童话》，不喜欢《格林童话》。喜欢《水浒传》里的大碗酒大块肉，不喜欢《红楼梦》里那种小碗莲子粥还吃不下，只吃半碗的娇娇气。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不喜欢他的小说。不喜欢就不看，翻翻就还掉去。
快乐自由，不是全天候的，因为要下雨。雨后的鸟窝，好几天都干不透。曾经用芭蕉叶子，和从学校里偷来的木板在上面搭了个遮棚，既暗且闷，又把它拆了。雨天来了没处躲没处藏，只好硬着头皮回教室去。好在班主任江永义老师比较温和，不骂人。只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句“朽木不可雕也”，指着我说，你就是。后来我来去自如，没人管了。同学们已经看惯，也不再大惊小怪。这年我考试不及格，又留了一级。高淳城里，难得有留级生，一连留两次级的，我是唯一的一个。我因此在镇上出了名。父亲说，他经过某小巷，听见人家在屋里骂孩子：“你再不学好，就要变成高尔泰了。”
一九四八年，学校里先后来了好几位新老师，都是外地人，用标准国语讲课。高淳人不大听得懂他们的话，管他们的话叫“蛮讲话”。他们也不大听得懂高淳话，作派和本地老师不同：外衣像披风那样搭在身上，走路大步流星，和学生一起扫院子出墙报打篮球不分尊卑。你可以问他们任何问题，都会正面回答，回答不了也不会说你刁钻古怪胡思乱想。
外地来的老师高介子教我们的地理课。有一次，他描述无数星球在真空里运行的宇宙，使我想到下鹅毛大雪时的天空。他说宇宙真空不同于烧杯里的真空，那里面既没有引力强度也没有电磁强度，什么也没有。他说那里面星球和星球之间的距离，是用“光年”来计算的。我举手，提了个问题：什么也没有，怎么量距离？他说“光年”是用时间来计算的。我问什么也没有，哪来的时间。他说所以空无也是相对的，没有运动着的物质，也就没有时间和空间。
我完全糊涂了：不知道物质和时空这二者何以同一。在我的想象中，物质是有限的，时空是无限的。我也弄不清有限和无限之间有什么界线。数学课本上有个概念叫“无穷大”，又有个概念叫“无穷小”，我老觉得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别。一次数学老师高淳人邢寿松上课，我问，都无穷了，还能分什么大小？他说正经教给你的功课你不好好学，偏要反在里头调皮捣蛋，还是个不老实么。
问别的老师，也都说我胡搅蛮缠。我也问过我的父亲。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你想要知道，只有长大了自己去研究。要么研究数学，要么研究哲学，要么研究物理学。但是做研究，你得有学问才行。你现在连个年级都跟不上，当留级生，初中都不得毕业，还有希望做研究吗？依我看，这些问题你先放一放，先做个好学生再说。我怕听好学生这三个字，不管是谁，说这三个字，就是批评我。
这次高老师也说，有些问题，只能存疑。但是他说我的问题问得好，对大家说，这位同学肯动脑筋，大家要向他学习。哈哈！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啦！有同学说，高老师新来乍到，不知道我是留级生，不知道我的名字。要是知道了，总不会这么说。我想，肯定是这样。
想不到，还有第二次。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新上任的教导主任、外地来的老师李东鲁做报告，提倡多读课外书，反对“分数主义”。说只知道啃课本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分数再好没用。这话我爱听，心里想，这家伙，跟我是一头儿的。没想到，接下去他提到我的名字，表扬起我来了。他看了图书馆的借书登记簿，把我作为榜样提出来，号召大家学习。说我一个学期看了多少多少课外书，乖乖，还有数字。我努力克制自己，别让嘴巴嘻开来，嘻开来就会咧到耳朵跟前，那多不雅。
学校里举行了一系列全校比赛。集体的比赛有歌咏比赛、拔河比赛、篮球比赛和墙报比赛。个人的比赛有讲演比赛、数学比赛、作文比赛和美术比赛。我得了后两项比赛的第一名。颁奖仪式很隆重，开了全校大会，周校长亲自主持，发给我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还有一打铅笔、一个速写本。拿回家，第一个见到的是母亲。她说，你时来运转了吗？
时来运转，坏学生变成了好学生，但我还是我。学校里出现了不少学生团体：读书会、戏剧社、诗与画社……等等。出墙报，演文明戏……都是新事物。我参加了读书会，但不喜欢那些《铁流》、《高干大》一类的书。更不喜欢那种一个人念，大家听，然后轮流发言交流心得的阅读方法。不听劝阻，坚持退出了。转到诗与画社，同大家一起读艾青、田间、《木刻手册》，还是不喜欢，又不听劝阻，坚决退出了。劝阻我的，都是那些喜欢我的老师，因为我不听话，又都不喜欢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城小校长江永芬老师、县中校长周振东老师，和这几位新来的外地老师，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江校长被打成反革命，死于监狱。周校长被打成反革命，坐了十一年牢，出来后一直在家养病。高介子老师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一年，平反后当了江苏作家协会主席，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一九八九年离休。李东鲁老师在当时是他们的领导人，也是高淳一带地下党的负责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晋升，直至在高淳离休，还保持着他的山东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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